▲《刑事訴訟法》有關保安處分的修正草案，完全忽視保安處分於審理程序欠缺之弊。（圖／視覺中國）
在2020年底大法官做出的釋字第799號解釋裡，直指對性侵害犯的刑後強制治療缺乏正當程序保障，並限期在兩年內修法。因此，司法院與行政院於2022年2月、5月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一併處理保安處分的程序保障之問題。只是以最常受討論，也於2022年初修法的監護處分來說，如此的修法，真的足夠嗎？
就性侵害犯的刑後強制治療來說，因在其服刑完畢後實施，故必然是在服刑即將結束前，先對受刑人進行再犯危險評估，再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是否要為刑後強制治療。只是現行法制對於此等程序，極度欠缺規範，致成為大法官宣告違憲之原因。在此次修法草案裡，便強化了此部分的規定，除檢察官必須提出聲請理由書外，受刑人也可請律師辯護，並賦予其閱卷權，更得讓當事人有表達意見之機會，似回應了大法官所指責之處。惟此等程序補強，於監護處分之場合，卻顯得不足。
由於2022年初剛通過的監護處分之規範，已經去除期間上限，而是以五年、三年、一年為期來延長。故在此次修正草案裡，也明文延長監護處分期間，一樣得由檢察官為聲請，並賦予同樣的辯護權與辯護權，以及意見陳述之機會。惟與刑後強制治療不同的是，監護處分必須在宣判時同時為之，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89條，僅有罪與刑而無保安處分的辯論。雖於解釋上，或可將刑的辯論包含保安處分的辯論，但以監護處分的宣告來說，依據《刑法》第87條第1、2項，不是因精神障礙造成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就必須宣告監護處分，而是要看是否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才有宣告監護處分之必要，故現行法制與修正草案，皆缺乏就此之程序規範。
尤其現行用以為宣告監護處分的依據，往往是精神鑑定，但此鑑定乃用以判斷行為時是否有責任能力，與是否宣告監護處分強調是否再犯，兩者的目的乃不相同，將前者用以為後者宣告的基礎，既是不當連結，也使監護處分的宣告，完全存在於司法者的內在意志。
而如此的程序欠缺與瑕疵，也間接延伸到2023年1月1日實施的《國民法官法》裡。因在《國民法官法》，除未將罪與刑的審理分離外，亦無關於保安處分的證據調查程序與辯論之明文。更糟的是，於評議部分，也只有罪與刑而無保安處分的規定。
會有如此的缺失，除了又犯了刑的評議必包含保安處分的錯誤理解外，更可能是因《國民法官法》所沿襲的日本《裁判員法》之故。因日本的《刑法》並無保安處分之規定，而是藉由如《醫療觀察法》的規定，來解決精神障礙犯罪者之處遇問題，故其《裁判員法》裡，自無須有保安處分相關的程序與評議規定。只是如此的思維，就完全忽略我國《刑法》乃是採刑罰與保安處分兩元論的本質。
總之，在此次司法院所提出與行政院所提過的《刑事訴訟法》有關保安處分的修正草案，完全忽視保安處分於審理程序欠缺之弊，實有為德不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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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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