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多數死刑尚未執行的案件，於判決定讞前均有因「連身條款」之適用而未獲公平審判機會。（圖／視覺中國CFP）
筆者在今（2022）年2月25日以《死囚打憲法訴訟求活 最高院分案連身條款違憲嗎？》為題投書媒體，指出最高法院內規的「連身條款」使被告上訴後，一再由相同的法官審理，導致人民無法信賴法院能夠公平審判，顯然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以及「法定法官原則」與「公平法院原則」等精神相違背；而在文末亦特別呼籲，希望在大法官宣告違憲前，最高法院能主動檢討分案制度，盡快廢除「連身條款」，改循一般分案程序依電腦輪分案件，以落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避免釋憲所引發的不良後遺症。
文章發表一個月後，為回應各界要求改革的聲音，最高法院於今年3月29日召開法官會議，就「更二連身條款」及「重大刑案連身條款」之存廢進行討論，無奈多數法官認為「連身條款」已施行35年，且司法院1987年授權的函令也未撤銷，現今卻要決議其存廢，時間點不妥，乃決定「不予表決」，亦即維持現狀，交由憲法法庭解套，白白錯失了改革的契機，令人扼腕。
按「人民有受法院公平審判的權利」，這不僅是我國《憲法》第16條保障的基本權利，更是國際人權公約所規範的普世價值。而要實現公平審判，必先有公平法院作為前提，亦即法院必須由客觀無偏見的審判者組成。尤其被告提起第三審上訴，無非希望爭取最後一次機會，由另一個對案件本身沒有成見的合議庭法官能重新審視卷證，若法官已參與了前次審判，自然對案件會產生定見，而無法期待能在最終審判時完全持平客觀，作出公正的裁判。
值得注意的是，《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於今年5月13日舉行全國矚目的記者會，公布審查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共計92點。其中第82點即指出：「根據國內法院的判例，各級刑事法院訴訟的法官，只有參與過前審裁判後，再行參與同一案件之裁判，才被認為缺乏公正性。然而，根據國際公平審判標準，若其先前已參與預審程序，在此情況下，特別是出於調查措施的數量和性質等考量，若判決公正性可能引起合理的懷疑，法官就不應參與案件。因此，委員會建議政府確保國內法律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1 款的要求。」除了再度闡明公平審判的重要性外，也形同宣告現行「連身條款」由原撤銷發回更審相同法官承辦的作法，不符合國際人權公約規範，自應盡快改善，刻不容緩，否則四年後恐又淪為國際審查指摘的事項，留下不良印象。
我國目前多數死刑尚未執行的案件，於判決定讞之前均有因「連身條款」之適用，而使被告有未能獲得公平審判保障的情形存在。以我國羈押最久的死刑犯邱和順案為例，邱和順在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間來回更審11次，而在這11次最高法院審判中，有超過半數的法官是重覆而未自行迴避，很明顯違反了上揭《公政公約》第14條公平審判的要求。況且該案定罪過程充滿瑕疵及爭議，死刑判決是以被告遭刑求的自白為主要依據，並無充分的直接物證，多年來民間尋求平反屢遭挫折，已到山窮水盡的階段。
其他冤案團體救援的「台灣最高齡死刑犯」王信福案，所遭遇的不公審判亦然。王信福於1990年間捲入開槍殺警案，他被指控是提供凶槍的主嫌，但經科學鑑定，凶槍沒有他的指紋，而法院判有罪的證據就是開槍者的自白。這點跟筆者過去救援平反成功的蘇建和案如出一轍，真凶已執行槍決不在，被指證的人死無對證，是最典型的冤案結構。果憲法法庭能藉此機會，依照前揭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檢討「連身條款」之存廢，並使冤案被告獲得重新審理的機會，或可望突破現行司法困境，以補救確定判決的錯誤，讓冤獄苦難早日結束。
據悉，目前憲法法庭所受理案件中，已有34名死囚連同其他聲請人，合計有44件併案審理，主張最高法院「連身條款」違憲，尋求救濟的可能。不過，外界擔心若大法官作出判決宣告違憲，死囚獲釋或翻案後，是否會對被害者家屬帶來影響，引起社會紛擾危及司法公信的建立？
對此，憲法法庭書記廳長許辰舟於今年6月21日記者會中提到，假如憲法法庭判決違憲，因不是裁判憲法審查，是法規範憲法審查，死刑犯的案件不會直接被撤銷，而是須經由檢察總長依法提非常上訴，在非常上訴期間法無明文規定應立即放人，若非常上訴成功，最高法院撤銷確定判決，回復案件未確定時期，則須視相關羈押規定處置。若此，社會大眾所擔心的紛擾亦可能出現，故仍須由憲法法庭預為綢繆防範，於判決中妥為釋示因應，兼顧法律安定性及人權保障，為憲法法庭締造新頁。
古人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前此最高法院為人詬病的保密分案、限量分案等制度，均分別於2012年、2021年走入歷史。如今最高法院議而不決的「連身條款」，同屬侵害人權的分案積習，不僅犧牲當事人審級利益，也破壞公平法院的要求，期盼憲法法庭儘速列入審理排程，作出符合人權公約要求的判決，以杜爭議，為國家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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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友辰，執業律師、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著有《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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