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新竹市長林智堅深陷論文抄襲風暴。（圖／記者周宸亘攝）
前新竹市長林智堅的碩士論文因涉及抄襲疑雲，致使中華與台灣大學，分別啟動學術倫理調查。只是在審議結果出來前，除總統府發言人出面指出，學術倫理委員會不能直接認定抄襲與否外，相關當事人也發出聲明，而林前市長本人更大動作召開記者會提出時序圖表、電子郵件等資料，以證明自己碩士論文的原創性。對於抄襲與否，到底誰能認定？
在此次論文抄襲案中，各方所發表的聲明，到底在法律上的效力為何？由於這些聲明往往是在事件爆發後，由利害關係人所發出，這就無法避免道德風險，致皆屬於所謂傳聞證據，實連提出於法庭的資格都無。故這些聲明於法庭之上，就只能是待證事實，無任何證明的效力。
傳聞證據若要具有提出於法庭的資格，必須考慮到是否具有特別可信性。以文書為例，若具有常規性、持續性或格式性，且於做成時，無預視到未來可能用於法院之上，實就具有特別可信性。故以涉及抄襲的判斷來說，若兩本論文在實質相似，必先推定後發表者抄襲前發表者，但因著作權採取創作保護原則，不以發表為必要，故後發表者若要主張原創，就得提出比先發表者更早完成的證據，且兩者曾為接觸。
但如此的舉證並非容易，尤其在電腦化時代，任何檔案的存取日期都可修改，如何證明提出的原始檔是做成於過去，而非現在所修，也是一大難題。如果要拿出原創檔案，有相當的困難度下，當事人可否找公證人為公證，就可因此讓人信服此等文書為真呢？
根據《公證法》第36條，經民間公證人依《公證法》所認證之文書，視為公文書，看來似乎具有鐵證如山的證明力。惟公證屬非訟程序，僅有請求認證的一造，並無相對人存在。而公證人雖須查明文書真假，但僅能為形式審查，再加以文書若涉第三人，也不可能給予辯駁之機會。故在《公證法》第103條，才有必須真實陳述及負擔虛偽陳述的法律責任之具結義務。
也因公證文書的產生未經實質審查，故《民事訴訟法》第355條第1項及第358條第1項才規定，視為公文書者，或經本人簽名、蓋章、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認證者，推定文書為真正。換言之，公證文書即便視為公文書，卻因是基於提出者的片面資料所生，就僅能是推定，而非具有絕對真正的效力。
依此而論，林前市長所提的公證文書，僅在形式上推定為真正，仍可以反證推翻。又此等公證文書，乃是在抄襲風波爆發後，針對特定目的所為的認證，就存有一定的道德風險。甚且，公證文書所推定者，乃是這些文件本身的真實性，但目前所爭執者為是否抄襲，即兩本論文必須比對之問題，這也不在公證效力的範圍內。更何況，遭指涉抄襲者，亦可提供相關資料去公證，來取得相類似的認證文書。
因此，是否抄襲仍有待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的審議結果。只是審議的過程並不公開，無論做出何種決定總會引發議論。而若審議結果認定抄襲，學校因此為不利處分，如撤銷學位，當事人還可向教育部提起訴願；若訴願未果，還可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即便敗訴，更可上訴最高行政法院，以為最後定奪。
依此而論，學術倫理委員會的審議，確實非具有最終決定性，惟根據大法官釋字第462號解釋，對於此類委員會的審議，因具有專業性，故大學、教育部，甚至行政法院，除非有足以動搖其可信與正確性的理由，否則就應尊重其判斷。這也代表著，學術倫理委員會的審議結果，就算不是最終決定，卻也難在後續程序加以推翻。
只是行政救濟的過程必然漫長，就顯得緩不濟急。而因侵害著作權，除有民事責任，亦有屬告訴乃論的刑事責任，就可由主張論文原創者，如林智堅前市長，對發表在前的論文或報告者，跳過檢察官，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並附帶民事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
若能如此，即可藉由法院的公開審判，將相關文書、檔案等，攤在陽光下受第三方檢驗，亦使被告有詰問與陳述之機會，而非處於絕對挨打的局面，就可免於自證清白、強勢壓弱勢之指摘。如此的審判必然受到民眾矚目，不啻是替即將於明年上路的國民法官制度，讓全民先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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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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