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南發生兩名警察遭外役監逃逸的受刑人殺害的駭人事件，關於死刑的問題，再度觸動全國人民的敏感神經。政治人物也紛紛表態，甚至有主張廢死，卻要此案判死的詭異言論出現。惟從近五年，僅有3件死刑確定，2021年更無任何一件死刑確定的數字來看，此案死刑確定的機率似乎也不會太高。而此種司法普遍不判死的趨勢，在2023年1月1日，國民法官實施後，是否會有所轉變呢？
在明年開始實施的《國民法官法》，是由3位法官與6位國民法官組成合議庭，且前三年審理的案件範圍，是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這主要是故意殺人罪、故意酒駕致死、故意傷害致死等罪。而最重的故意殺人罪，因涉及死刑，就必成為國民法官審理的重中之重。
而在隨機抽選的候選國民法官，在進入選任程序時，因當事人雙方，各有4名無庸附理由的剔除權，對於死刑存廢有強烈贊成或反對者，是否可能因此被排除，就會對之後的判決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
至於在大部分的殺人案審理，重點並非在有無殺人之事實，而是於行為時，到底是否處於無責任能力的狀態。這裡馬上會出現的問題，即是在被告並無精神疾病史，且在行兇之後，又能冷靜製造斷點以來躲避追捕的情況下，若仍主張無責任能力之抗辯，到底要否將之送精神鑑定？
由於現行《刑事訴訟法》，被告並無自行委請鑑定之權，故是否為精神鑑定，仍是由法官為決定。而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後，要否送鑑定，依據《國民法官法》第69條第1項，即證據調查的必要性與否，仍是由3位法官來決定，6位國民法官僅有請求釋疑之權。這也代表，對於是否將被告送請精神鑑定，6位國民法官並無權置喙，亦因此會對是否判死產生影響。
更重要的關鍵，則是來自於評議階段。因如台南殺警案，對殺人事實並無太大爭議，但在其他案件的場合，卻可能出現死亡結果，到底是不確定故意，抑或是有認識過失之爭執（吳景欽／陳同佳在台殺人案若由國民法官審理），而因法律解釋，仍是專屬於3位法官，一旦被界定是故意傷害致死，在法定刑最高僅為無期徒刑下，就注定不可能判處死刑的結果。
若合議庭認定是故意殺人罪，就必須進一步為死刑與否的評議。而因量刑必須審酌的因素相當多，故3位法官有很大的可能，會將被告送請心理鑑定，以來為是否處死的重要參考依據。故此心理鑑定結果，自然會對處死與否，產生重大影響。
又依《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3項但書，要科處死刑，乃採三分之二的附條件決，即最少要有6票判死，且至少要有一位法官的意見在內。故6位國民法官即便全數認定為死刑，只要3位法官皆主張無期徒刑，就不可能有死刑的結果，而是以無期徒刑為終。
總之，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後，因審理案件皆屬重罪，尤其是殺人案件，其所承擔的壓力，可想而知。只是在國民法官於資訊、法律專業、法律解釋權、證據調查權、評議權等，皆與法官有相當大的落差，卻又要承擔如此重大的責任，甚至背負恐龍國民法官的罵名下，如此的義務課予是否有違比例性，就有受質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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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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