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某教師被檢舉25年前性侵女學生，台中市教育局在經調查後，做出解聘、永不錄用與無退休金的處分，並移送檢察官為偵辦。惟這起被稱為「台中房思琪案」的刑事究責，恐會因時效制度而受阻。
依《刑法》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可處三到十年有期徒刑，若性侵對象為未滿14歲者，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於利用權勢為性交，依《刑法》第228條第1項，亦可處6個月到5年有期徒刑。而依《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追訴權時效為30年，若發生死亡結果，則無時效限制。而依據同條項第2款，若最重本刑為3年以上10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時效則為20年。
惟此等規定，乃是2005年所修正、2006年生效，於此之前的追訴權時效，最長就是20年，3到10年有期徒刑者，甚至僅為10年。而依《刑法施行法》第8之1條前段，關於時效，必須適用有利行為人之規定。故此次事件的當事人，即便涉及最嚴重的強制性交罪且證據確鑿，卻因須適用舊法的短時效20年，致使檢察官必得為不起訴處分，且就算立法院立即修法延長或去除時效規定，也無法溯及已時效完成之個案。
或有疑問認為，遭性侵的被害人必會有創傷徵候群，致一直活在恐懼之中，只要此種精神狀態未除，時效就不應從行為時起算。惟依《刑法》第80條第2項，除非行為有繼續性，如擄人勒贖，否則追訴權時效就從犯罪成立時起算。而遭性侵所罹患的創傷徵候群，是屬被害狀態的持續，而非犯行的繼續，致無解於追訴權時效已完成之現實與困境。也因此，台中房思琪案若要進行刑事訴追，就必然得有未逾追訴權時效的個案之被害人出面才行，否則，就只能藉由較不受時效制度束縛的《公務員考績法》，來進行行政懲處。
同樣問題，也出現在民事求償上。因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時效，僅為10年，就使被害人無從救濟。一個可能的轉機即是在國內著名的RCA工殤案裡，基於汙染物質對人體傷害，乃具有漸進與累積之特性，故法院乃以發病為時效之起算點。故遭性侵之被害人，其因此所患之精神疾病，亦具有相類似的特性，或可向行為人提起侵權行為的損賠之訴，以循RCA案的模式為之究責。
無論是刑事的追訴權時效，還是民事的請求權時效，是為維持法的安定性及證據因時間消逝的目的而設，卻因制度規定的不完善，反成為不法者的保護傘。故如何藉由台中房思琪案，來全面檢討《民法》、《刑法》的時效制度，必是立法者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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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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