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滯性通膨導致生產成本提高。（圖／CFP）
記者蔡紹堅／綜合報導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8日表示，在全球停滯性通貨膨漲的情況下，將導致「高成本時代到來」，對全球金融造成衝擊，出現利率快速上升、匯率較大波動、債務可持續性出現問題等狀況。但劉元春也提到，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是平衡全球滯漲的重要因素，「同時，全球滯漲也將給予中國經濟轉型再發力重要契機。」
根據《澎湃新聞》報導，劉元春在「中國-亞洲信用評級業高峰論壇」上指出，目前部分國家的滯漲已經來臨，全球滯漲的出現是大概率事件，「人類歷史上的高通膨一般與戰爭和地緣政治密切相關，瘟疫就像一場戰爭在供給和需求兩端產生不對稱的衝擊。」
劉元春認為，全球經濟現狀導致「高成本時代到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人類即使擺脫新冠疫情這兩年的衝擊，使疫情常態化，病毒與人類共存，導致各類健康防護成本上升；第二，逆全球化帶來的技術創新成本和貿易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第三，《巴黎協定》之後，各國簽訂的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協議直接使全球進入了綠色轉型的新時代；第四，大國之間的博弈、區域之間的衝突已經成為常態化，地緣政治惡化帶來了防務成本的增長；第五，高債務與高利率帶來的高還本付息；第六，勞動力緊缺與工資物價聯動機制的出現。
劉元春提到，本輪全球滯漲與上世紀70年代的滯漲相比還是有不少差別，所以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從需求端來說，量化寬鬆的退出需要路徑設計，財政赤字的收縮問題；從供給端來說，勞動力的市場和結構性改革需要關注；中長期成本問題需要國際協調，包括綠色轉型成本，大宗商品成本，防務成本，供應鏈重構成本。
劉元春說，本輪滯漲也將對全球金融造成衝擊，主要表現為，利率將持續快速上升；匯率較大波動成為常態；各類債務的可持續性存在問題；房地產價格以及相關資金鍊條存在疑慮等。
不過，劉元春也認為，中國在本輪全球滯漲中有其特殊地位——超級供給能力，能源政策的前期佈局，各類政策的控制，中國金融體系的調整及其彈性韌性，「全球滯漲是不是並不意味著中國滯漲？」
劉元春解釋，在全球通貨膨漲出現的同時，中國雖然面臨價格和成本輸入型壓力，但是這種壓力是有限的，從過去幾年大宗商品的波動過程可以看到，中國市場在消化成本衝擊上的能力是非常強的，「在進口價格指數上漲15個百分點，原材料購買指數上漲10個百分點下，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一般也就上漲2個百分點。這說明中國市場消化能力很強。」
中國7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7%，不過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漲0.8%。因此，劉元春強調，這不是很多人簡單認為的通貨膨漲來了，反而是有緊縮的壓力，「為什麼會出現這樣背離？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超級供給能力，能夠平衡物價上漲的因素。」
最後，劉元春還說，在全球滯漲的過程，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是平衡全球滯漲的重要因素，同時全球滯漲也將給予中國經濟轉型再發力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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