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任以芳／北京報導
大陸三大官媒今（30)日發布重大消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因病去世，享耆壽96歲。回顧後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扮演極重要角色，對於中共外交起了一個很大變化。江澤民一方面實踐鄧「韜光養晦」的路線，一方面在外交路線上做出創新調整。他提出「大國外交」為主旋律，以「周邊外交」為依托，和發展中國家外交為基礎，與大國家間雙邊、多邊外交搭配進行。江主政的13年間中國大陸國際地位迅速提高，他的中華「和合」理念也印證自己獨特外交手段。
談到江澤民外交政策，得先從當時歷史背景說起。1989年至2002年國際局勢出現重大變化，這段期間冷戰剛結束（1947-1991），世界進入新舊格局交替時期，全球化加速發展。在紛擾複雜的國際關係下，1997年正式接班的江澤民，身為中國大陸第三代中央領導接班人，外交戰略必須做出變化。
▲鄧小平與江澤民。（圖／翻攝 人民網）
「外交戰略」鄧防守、江主攻
1994年鄧小平曾說，「中國既是大國，也是小國，主張韜光養晦、 不強出頭。」由於80年代冷戰時期對中國大陸是有利的，鄧小平外交核心戰略「韜光養晦」以防守為主。
首先，鄧小平很少出國參訪，「元首外交」在他外交策略不是最前面選項。利用冷戰時期美蘇之爭，在國際舞台上不顯露鋒芒，全力高速發展經濟建設、提升綜合國力。事實證明鄧的「韜光養晦」大戰略十分成功，當時的中國大陸和主要的西方大國保持良好關係。
到了江主政時期，鄧主張的「韜光養晦」應繼續作為外交基本戰略，但世界格局卻發生重大變化。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開始把注意力放到正興起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二十年後，中國大陸的經濟利益與全球和西方國家產生緊密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韜光養晦」的外部條件不存在了，江面臨的國際挑戰和鄧大不相同。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與中外記者見面。（圖／翻攝 人民網）
1997年2月鄧小平逝世，那年9月中共召開十五大，正式開啟江澤民時代。他指出的重要外交內政是延續中共既往慣例，經濟建設擺第一，和平發展為主軸，不希望國際與周邊環境出現不利的變化。
一方面他傳承鄧的路線，「對內」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力度；另一方面，「對外」在動盪世界格局找出一條新外交路線。首先，全球化衝擊下，要快速融入國際金融體制；在複雜國與國之間，如何與大國取得平衡。當時，中國大陸經濟高速發展，軍事設備相對跟上現代化，「中國威脅論」 也是那時發酵。
▲1992年3月，鄧小平南巡 。（圖／翻攝 人民網）
江澤民理想「大國外交」
1992年鄧小平南巡，表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 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江也清楚，中國大陸不可能「悶著頭」發展經濟，加上國際情勢詭變，必須改變外交策略。江掌權後由防守轉主攻，加強與大國的雙邊或多邊關係。
接班的江澤民在十五大表示，「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今後中國發達起來了，也永遠不稱霸。」這話是說給西方國家聽的，還沒站穩腳步前，中國大陸不樹敵而是結交盟友，也不允許外界拿「中國威脅論」當劍使。
不同於鄧路線，江澤民當時是中國大陸出訪最多的最高領導人，江密集的「元首外交」核心政策，以維持和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的合作關系，利用友好的關係來創造利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許多觀察家把江的戰略稱為「大國外交」。
▲2002年江澤民訪美，22日抵達芝加哥，向前來迎接的各界人士揮手致意。（圖／翻攝 中新社）
大國外交下「各種夥伴關係」
1993年江澤民執政後，中國大陸積極發展夥伴關係，主要建立雙方正式溝通機制，深化雙邊合作關係。總計從1993年1月至2019年8月間，夥伴關係累計有110個國家。
從最早1996年4月，中俄宣佈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997年5月，中法國建立「長期的全面夥伴關係」；同年10月與美國宣佈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積極與大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
除了與大國建立夥伴關係，區域合作機制也是江執政重點之一。1997到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北京堅持不讓人民幣貶值，對於安定亞洲金融起了很大作用，也讓其他區域國家看見中共的經濟影響力，給予正面評價。
之後，江進一步推動區域合作機制，2000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在海南拉開序幕，定調非政府性質，永久會址設於海南瓊海市的博鰲，由中共投入鉅資。這是一個沒有美國參與論壇，往後事實也證明，那是中國大陸試圖學習主導多邊機制的開始。
包括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除了中國大陸，其他成員有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與烏茲別克五國，主要打擊恐怖、分離主義與各種犯罪活動等。這又是一個沒有美國區域安全組織，全由中共一手主導。專家分析，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共塑造安全環境的嘗試，博鰲亞洲論壇建立經濟合作的努力。
▲江澤民的「大國外交」以和為貴。（圖／翻攝 人民網）
獨特外交戰略「歐洲牌」
「歐洲牌」是江澤民執政時期很重要外交戰略。考量過去美中日複雜歷史情結，當時的歐洲處於整合狀態，中歐之間尤其在經貿、台灣問題、人權自由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
北京也清楚中歐、中美、中日三者關係的複雜性，歐洲各方面都少於後兩者，十分適合發展外交新戰略。對中國大陸來說，當時的歐洲是先獲取先進技術、投資、市場的重要來源，只要中歐關係良好，美國單方圍堵政策很難實現。
北京深知「歐洲牌」不長久，確實一直出現打折情況，畢竟歐美關係比中歐關係更深更廣。尤其拜登上任後「拉黨結派」，除了日、澳，歐洲國家也是被拉攏的對象，北京依然努力與歐洲保持良好關係。舉例，中德法7月5日舉行領導人視訊高鋒會談，彼此也同意經貿往來優先，北京方面也希望通過經濟等因素制衡華盛頓對華的不友善。
▲ 2002年，江澤民應時任美國總統布希邀請訪美。（圖／翻攝 新華社）
江外交中心思想「和與貴」
如果以時代來劃分中共外交政策，毛澤東時代屬於「革命性」，外交思想與和平發展時代的鄧小平「不出頭」外交思維，後冷戰時代的江澤民思想異於前人，走出自己鮮明的「求同求和」、「全面參與」特色外交。
綜合大陸官媒報導，1994年11月，江澤民訪問馬來西亞，曾引用中國偉大先師孔子的「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名言，詳細闡述中國的和平外交思想以及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永不稱霸的外交政策。
尤其，200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布希訪華，江澤民談到伊拉克問題，他表示，「在伊拉克問題上也應遵循這一原則，中國主張和為貴。」對此，大陸學者分析，江澤民在國際事務中，「和」、「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思想依照不同情況，有不同適用性。
其中，鄧小平外交思想(新中國外交思想部分)是江澤民外交思想最重要、最直接的理論來源。江澤民的貢獻是繼承了鄧小平的外交思想進一步完善和具體化，又結合新的外交實踐理論，更加突破豐富新中國外交。
▲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圖／翻攝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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