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正式上路，由3位法官與6位國民法官合議，並同為有罪與否與量刑之評議，但如何量刑必是棘手問題。（圖／視覺中國）
在2023年1月1日，《國民法官法》實施的前三年，因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如故意殺人罪、故意酒駕致死罪或故意傷害致死罪等，將由3位法官與6位國民法官合議為審理，並同為有罪與否與量刑之評議。而因此等犯罪皆屬重罪案件，如何量刑必是棘手問題。
關於量刑評議，於涉及死刑的案件，即故意殺人罪，首須先決定要否判處死刑。而依據《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3項但書，判處死刑，採取三分之二的附條件決，即至少有包含一位法官的6票同意，才得以處死刑。只是在《刑法》中，並無何種情況必須判處死刑的明文，就僅能以《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以殺人情節重大為基準。惟關於情節重大與否，除考慮客觀的罪行、罪質及結果外，亦得考慮主觀層面，是否為直接故意，甚至是謀殺。
只是對於情節是否重大，並不可能客觀量化，最終恐還是得訴諸審判者內在的主觀與直觀的評價。而因死刑，畢竟是刑罰的最後手段，但審判長是否要告知國民法官，在無矯治可能時才不得已判處死刑，卻可能影響最終的評議結果。若無法達成死刑的門檻，就必須進入自由刑的評議。而依《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3項，科刑事項之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惟因此涉及量的問題，故會出現不同的刑期數字，致不可能會達於門檻，故依《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4項，就要將最不利者，順次加入次不利者，直至過半數且含有法官的意見。
面對如此可能複雜的計算過程，國民法官對於刑期的決定，必然有所迷惘，故審判長勢必得提供量刑的意見。而依《刑法》第57條，總共列有10款科刑必須審酌的事項，於其中，有屬於行為本身者，如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罪結果，也有屬於行為人個人素質，如品行、智識程度、犯後態度、生活狀況等等，範圍及其廣泛與不確定，若審判長詳加說明，恐會干預國民法官的心證，但若簡約說明，卻又使國民法官不知所從，致陷入兩難的境地。
就現實面來說，到底是要從重、從輕，行為本身的惡性與侵害結果，勢必是考量的核心。至於是否有犯罪前例，以及事後有無悔意，亦會是考量重點。只是就犯罪前例，既然已經服刑完畢，可否作為本案從重量刑之理由，必然有疑問。其次，被告若為無罪答辯，則在量刑時，可否以無悔意為從重科刑之理由，亦會觸及不自證己罪權的核心。
而在決定刑期之後，可能還會要否保安處分，如監護處分之評議。只是在《國民法官法》中，對此部分的評議竟無任何明文，或在當初立法時，即將量刑包含保安處分，且《國民法官法》所沿襲的日本《裁判員法》，亦無就此之評議，亦可因此為解讀。惟刑罰與保安處分，前者重處罰、後者重矯治，兩者的本質、目的不同，自不可混為一談。至於日本《裁判員法》的無規定，是因日本的《刑法》並無保安處分之規定，自無此問題存在。
故對保安處分的評議，到底是由國民法官合議庭決定、抑或是由3位法官自行決定，以及要否保安處分及期間多寡的門檻為何，在法無明文下，就完全委之於審判長專斷，致凸顯立法的粗糙與倉促性。尤其是監護處分，在2022年初，已去除期間上限的天花板，對於被告的權利影響甚鉅，就應儘速修法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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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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