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的訊問通知書是否具有法律強制力，值得深究與探討。（圖／視覺中國）
涉擄人勒贖案的盧正，在2000年6月判處死刑確定，並於同年8月執行。此案證據薄弱，幾乎是以被告自白為有罪依據，但內容卻是矛盾百出，不斷聲請再審，亦提起憲法訴訟。只是在2022年12月底，憲法法庭卻裁定不受理，主要理由即是認為警察詢問通知書並不具有法律強制力，因此也沒有憲法第8條的24小時之人身自由拘束之限制。只是警察的此等通知書，果真無任何強制力嗎？
在我國，司法警察並非偵查主體，僅是檢察官的輔助機關，致無任何強制處分權，因此司法警察僅能向檢察官聲請簽發傳喚票，即便是現行犯逮捕，也應在詢問後，立即移送給檢察官。
但在1982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因王迎先遭刑求而自殺之故，就在第27條第1項明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只要受詢問或訊問，無論在偵查中或審判中，皆有權請律師在場。如此的辯護權保障原屬理所當然，但立法者卻認為此不利於警察辦案，故增加第88條之1的緊急逮捕權，並增訂第71條之1，給予司法警察可發詢問通知書之權。凡此修法，顯得相當奇特，也很容易產生適用上的爭議。
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的規定，司法警察為犯罪調查，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至警局，且此通知書是由主管長官為簽發。至於若因此到警局接受調查，因屬於自行到場之情況，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29條第3項，警察不能移送；換言之，相對人可以自由離去，也沒有警察可以強制人身自由幾小時之問題。
只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後段，若經通知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司法警察因此可向檢察官核發拘提票，故要說此等通知無任何強制力，實與法條文義相違。更重要的是，在警察通知到場的情況，對於大部分民眾來說，恐不知道可自由到場、自由離去之法律效果。尤其是被警察請去警局喝咖啡的情況，相對人到底是基於自由意志抑或受迫，實難以釐清。
甚至在自行到場，並接受警察詢問的情況，雖法條明文可自由離去，警察不得移送，但無可否認的現實是，相對人有無可能離去、警察有無可能任其自由？而因此情況並無法被界定是受拘提或逮捕，也就沒有24小時的人身自由拘束之憲法限制，相對人就可能一直被留置於警局，因此所生自白的任意性與真實性，必然要受質疑。
也因此，憲法法庭僅以法條規範的應然，即推論出通知書不具有任何強制力，而完全忽視法條於實際運作所帶來的人權侵害之問題，能否稱得上是憲法維護者，實得打個大問號。而從此爭議，立法者實更該檢視，現行不將司法警察當成是偵查主體的定位，是否應該重新調整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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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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