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槍殺計程車司機的林金貴，終由最高法院駁回檢方上訴而無罪確定。（圖／記者宋德威攝）
因涉槍殺計程車司機的林金貴，經判無期徒刑入獄服刑9年，後經再審，歷經無罪、無期徒刑、無罪後，終由最高法院駁回檢方上訴而無罪確定。只是此案中，並無在計程車內找到可以確認被告是行為人的任何跡證，其也有堅實的不在場證明，為何在先前仍被判有罪？
而此案就算有諸多可以證明被告無罪的證據，卻要等到確定後，因被告的姐姐找到一張案發前所拍的照片，致得以證明當時的林金貴不可能留有長髮，才足以讓司法者動搖有罪心證。長達16年的過程，一直被判有罪的關鍵就在目擊者的指認，自有檢討之必要。而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件，又該如何面對此等證據？
由於人的感官知覺的有限性，再加以無從預料事件的發生，故當殺人事件出現時，目擊者必然是處於極端驚嚇狀態，尤其基於人的求生本能，為了避免遭波及，恐聚焦於持槍之類的凶器，而非行為人的整體外觀，就會產生記憶的片斷性。因此，即便於案發後接受詢問，亦不可能完整陳述整個過程及行為人外觀。而為了幫助目擊者的記憶，警察就可能採取指認的方式為輔助。
所謂指認，無論是以照片或者排列方式，其掌控權仍在警察手中，如在照片指認中，明顯有遭手銬的照片，就算不為任何誘導，仍可能達到實質暗示的結果。這些可能已受污染的證據，如何在正式審判中，防止其影響司法者的心證形成，勢必成為重點。
由於《國民法官法》採取起訴狀一本，即檢察官起訴後，不將相關卷證一併移送於法院，以保持審判者的公正性。也因此，目擊者於警局的陳述與指認，就不會在正式審判前為國民法官所接觸。但這些證據勢必得以在準備程序，通過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的檢驗。
以目擊者在警局的筆錄來說，是屬於所謂傳聞證據，原則上，是不能提出於法庭之上，而是應由目擊者直接出庭接受交互詢問。惟此等傳聞排除之原則，仍有例外，如目擊者在陳述後死亡或身心障礙，或者根據大法官釋字第789號解釋所指的性侵害被害人，仍可提出於法庭。惟本於例外必須從嚴，仍以具有必要性與特別可信性為限。至於所謂指認證據，或者是檢警機關所散布的犯罪嫌疑人之照片，由於是在偵查階段所為，因尚處於浮動狀態，再加以可能受到誘導，故因排除於正式審判之外。
而在國民法官的選任階段，因可能是社會矚目案件，台灣又不大，如何在候選國民法官中，選出不受媒體污染的正式國民法官，就會是一大難題。而在6名國民法官選出後，審判長一定得在審前說明與評議時提醒國民法官，對於目擊者的指認與陳述，基於生理感知的有限性，就不能將之視為是證據之王，以來避免誤判的產生。
就算有為此等指示，但因目擊證人必須出庭接受交互詢問，國民法官仍應藉由此過程來判斷目擊證詞的真實性，尤其是與客觀證據間，是否存有極大的矛盾。比較值得關注者，還有所謂不在場證明，因在現行司法運作，被告的不在場證明，往往不為法官所採信，一個主要原因是此等證據，往往是由親人所為，可信性就大為降低。故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件裡，對於不在場的證明，仍不應可信性不高之預斷，勢必要由交互詰問，甚至國民法官自己的詢問，並比較其他事證，以來為公正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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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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