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雲呼籲將威權打手列在選舉公報。（圖／范雲辦公室提供）
記者杜冠霖／台北報導
立委范雲24日舉辦「揭露威權打手：真相才能帶領國家轉型正義工程持續前進」記者會，她提出2點呼籲，包含：立院應儘速通過修改選罷法，讓選舉公報揭露威權統治時期加害人、共犯紀錄，政治檔案條例修法也應儘速通過，有破九成政治檔案都被遮蔽，不應讓受害者家屬苦等真相。
范雲表示，台灣作為一個經歷過最長戒嚴時期的民主國家，推動轉型正義是為了讓台灣社會真正和解，但即使民間與促轉會努力多年，現況卻仍是「有無數的受害者，卻不見任何一個加害者」，這是因為情治單位至今還是持續以國安為由，對當年的政治檔案進行遮蔽，受害者與家屬看不到真相。
其中，威權時代加害者則明定8樣態，包含：於威權統治體制中，出於維護威權統治之目的，故意並自願實施以下行為者：一、殺人。二、酷刑或非人道待遇。三、強迫失蹤。四、禁止出國或禁止返國。五、不法裁判。六、非法拘禁。七、非法剝奪財產。八、對人民之思想、言論、生活及行動進行監視、監聽、跟蹤、資料蒐集及記錄等監控措施。
范雲強調，要求於選舉公報揭露威權統治時期侵害人權紀錄，目的並非追殺、清算，而是要達成最終的社會和解。她呼籲採取針對公職參選人「只揭露紀錄，但結果交由選民決定」的作法。
范雲表示，這樣的做法不僅合乎憲法、有國際前例可循，且相比同樣經歷過轉型正義的東歐國家，審查對象甚至包含媒體與學界，或是直接禁止曾為威權機構效力者擔任特定職位，單純「揭露」已是非常溫和且限縮的方式。
范雲舉例，曾經歷威權壓迫的捷克、阿爾巴尼亞，對於過去於威權政府下擔任特務、情報人員等，採取「禁止擔任國會、政府、大眾傳媒等職位」；而拉脫維亞則是「禁止參與地方選舉」、立陶宛「強制揭露其過去活動」等法律。
范雲表示，民選公職人員由選舉產生，代表人民行使權力、從事公共事務，擔負政治與社會責任，若曾於威權統治時期有傷害人權的行為，有義務讓民眾知悉與說明，得到政治權力後不會再重蹈覆轍，亦不會在面對中共敵對勢力的威逼利誘時，再次選擇屈服並協助暴行。
促轉會於其結案報告中，對於未來要進行的加害者識別任務，已將加害者的定義，明定為八種樣態。范雲所提出的版本，參考這八種可以說是作為一個民主社會的底線的樣態，例如：不應該任意地殺人或者進行非法的人權侵害。范雲指出，最重要是修法的目的，至於侵害人權的樣態，要再擴大或者限縮，也歡迎各界提供意見，共同討論。
范雲指出，第二個訴求是「修改政治檔案條例」，讓政治檔案的公開最大化，是第一個訴求必要的配套。當年的威權政府是「大規模且有系統的進行人權侵害」，然而，今天檔案局徵集到的政治檔案僅有7.7萬件，而且其中有7.2萬件，等於是高達九成以上的檔案，都有資訊被遮蔽！如果沒有真相，社會如何和解？難道正義僅是補償費可以買回的嗎？
現行的《政治檔案條例》，情治單位可以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作法》，將相關資訊限制應用，甚至列為永久保密。范雲指出，過去她曾申請自己的政治檔案，也有高達91％的檔案以國安為由遭遮蔽資訊。
對於修法進度，范雲表示，她已於去年五月提出《政治檔案條例》修法版本，國發會檔案局目前也已經有公告版本，希望把握這會期修法通過，別讓受害者與家屬苦等真相！
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強調，落實轉型正義四大工程最首要的工作是「究明真相」，掩蓋加害者姓名，就是掩蓋真相，就是轉型正義最大的阻力。除此之外，威權統治時期參與人權迫害的加害者或共犯，如果能直接參選公職，甚至不用揭露相關紀錄，那如何深化台灣社會的人權價值？
真促會理事長陳嘉銘表示，目前調閱政治檔案最大的阻礙就是情治單位，情治單位做為過去威權體制的加害者和協力者，竟然現在搖身一變成為決定政治檔案開放與否的裁判，顛倒黑白、莫此為甚。《政治檔案條例》修法勢在必行，必須明文排除《國家情報工作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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