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立委林益世收賄案於日前大法庭做出裁定，對於立委的職務行為界定，採取職務密切關連說。（圖／記者邱中岳攝）
前立委林益世因涉於議場外收受私人利益而對公營事業施壓與關說，能否成立職務行為受賄罪，似乎成為這十年來的司法大黑洞。尤其對於職務行為的界定，分別有法定職權、一般職務、密切關聯與實質影響力等等的說法，致使同一案件，就在各審級出現歧異認定，而有輕重不一的判決。最高法院大法庭日前做出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5217 號刑事裁定，針對受賄罪的職務行為及圖利罪的違背法令，分別為統一解釋，其中對於職務行為的認定，更受矚目。過往爭議真能因此解決嗎？
依據《貪汙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的公務員職務行為受賄罪，對於職務行為的認定，一向有寬廣與嚴格的解釋。而就越基層的公務員來說，因其職權具體，且也無太大的裁量權，不論職務行為如何界定，影響不大。但越往上層，尤其到了總統或者立委層次，因無具體的法定職權，就必然會因學說採擇而造成認事用法的差別。
而在早期，對於職務行為的界定，僅以公務員所得為或應為者來加以概括，致等同無規範。而在2005年的《刑法》修正，於第10條第2項，詳細規定公務員的範圍，其中的核心，即是強調公務員的法定職務權限，致有使職務行為轉向狹義說的傾向。如以立委來說，因無任何具體的法定權限，故若收受私人利益而向行政機關為關說或施壓，就不可能成立受賄罪，致會轉向法定刑較輕的詐欺或圖利罪等。
只是採取法定職權說而輕判的結果，肯定會與大眾的法感情有所落差，故在前總統陳水扁所涉及的龍潭購地及二次金改案裡，最高法院就沿襲日本最高法院在田中角榮案所採的實質影響力說，來為職務行為的內涵，就使其界定趨於寬廣。
而因實質影響力，乃屬極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勢必碰觸罪刑法定的紅線，再加以此概念並非法所明文，也無拘束法官之效力。故在林益世案件裡，就出現第一審法院趨於狹義、第二審法院趨於廣義，更一審再回到狹義的循環之中。故在更一審判決被上訴於最高法院時，承審法庭即以見解歧異為由，來向大法庭提出統一解釋。這實屬當然與必要。
最高法院大法庭針對立委的職務行為之界定，最終採取職務密切關連說。因為立法委員與行政官、司法官在本質上不同，即無任何法定權限，但若因此否定其不具有受賄罪的適格性，顯會嚴重影響公務人員的廉潔性，致應採較為寬廣的職務密切關連說。只是如何界定密切關連，卻必然會碰觸到罪刑明確原則的要求。故為免於處罰的無限擴大，就應在形式上具有公務性質，如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即具有形式的公務性，自屬於立委的職務行為範疇。反之，若不具有此等特質，頂多為圖利罪的治罪範疇。
只是最高法院大法庭雖欲限縮密切關連的不當擴張，但加上所謂形式上具有公務性，是否就能在具體個案明確，卻有相當疑問。尤其是民意代表，常會接受民眾陳情，並且要求主管機關為說明或處理，若因此又有政治獻金的流入，容易落入受賄罪的治罪範圍，就可能使立委動輒得咎。故在大法庭建立職務密切關連說，而可因此解決歧異判決之難題，恐還待時間考驗。
民意代表除了無具體法定職權外，還有一個特質，即是其可依法收取政治獻金，這是與一般公務員的不可收買性，是有相當大的不同。但是《貪汙治罪條例》的受賄罪，卻不分此等差異，而採取相同的處罰規範，也才造成職務行為於立委如何解釋的難題。故就立法論來說，實應將對民意代表與對一般公務員的貪汙治罪，採取分別的規範，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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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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