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起國民法官審理案件為業務員拿刀砍死同事。（圖／記者吳銘峯攝）
第一起的國民法官審理案件，將在台中地院展開，而在正式審判前的準備程序，針對起訴狀記載與精神鑑定等問題，卻成為爭執的焦點。而從這個爭點又出現複數精神鑑定的問題。
在第一起國民法官審理案件，涉及的是業務員拿刀砍死同事的情形，檢察官以故意殺人罪起訴。惟因殺人既遂與傷害致死，在客觀上屬相同，差別僅在主觀到底是殺人或是傷害故意。只是此等主觀心態存於內心，仍必須待客觀證據來證明。
若果如此，在未正式審判前，任何證據都尚未被檢視前，檢察官將故意殺人罪直接載於起訴狀，是否有違《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起訴狀不能記載使法院產生預斷之虞的內容？由於依據《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2項第3款，起訴狀必須記載所犯法條，自無法避免起訴罪名出現於訴狀，故為了避免國民法官受此影響，審判長在依據《國民法官法》第66條第1項，即於審判前對國民法官的說明時，似乎就有必要解說故意殺人與傷害致死罪的差別，以降低起訴罪名的影響。
在第一起的國民法官審理案件，更大的爭議則來自於，精神鑑定的問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98條，能選任鑑定人者，僅限於審判長、受命法官與檢察官，不包括被告，這就會產生一個疑問，即僅讓檢察官擁有委請鑑定之權，實有違當事人對等原則。惟因現行檢察實務，礙於經費等因素，鮮少於偵查中為精神鑑定，此不對等的問題似就因此解決。
而因《國民法官法》對於鑑定並無任何明文，只是依據《國民法官法》第47條第2項第6款及第69條第1項，有關證據能力及證據調查之必要，乃專屬於法官，若當事人想送請精神鑑定，就必須向受命法官或合議庭為聲請。
惟就聲請精神鑑定，到底要提出如何的證據資料，卻成為問題。大概僅能提出被告過往曾就診精神醫師的紀錄或身心障礙手冊，是否允准，實仍由法官為決斷。一旦決定進行精神鑑定，對於送請何人為鑑定，勢必會成為當事人爭執的焦點。
雖依《法醫師法》第13條第2項第5款，有所謂精神法醫師的證照制度，但於現實面，身為主管機關的法務部，並無開辦此等專門執照的發給，故對於有否司法精神鑑定資格者，似就落到法官的自行判斷。這也代表，無論是檢察官或被告辯護人，可以提出精神鑑定者的名單，範圍相當廣，最終又再落入司法者的專斷。
又精神鑑定仍具有主觀性，則在當事人雙方皆堅持己方的鑑定者下，法院送請複數鑑定，似乎是最佳解決之道。惟此除了有經費問題外，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考量下，就可能因鑑定期間拉長，致使審理時間變長。尤其若兩者鑑定結果相異，就又產生是否再送鑑定的窘境。
故在現行體制，似乎難於在一審即為複數鑑定下，就只能是由法官決定單一鑑定者。而因現行制度並不承認私的鑑定，故若被告方自行委請鑑定，就屬傳聞證據，有很大可能會被排除於法庭之外。
此外，為了量刑之必要，除了精神鑑定外，似乎也要考量心理鑑定之問題。而因心理鑑定乃為量刑之用，與精神鑑定是在證明被告責任能力之有無，有著本質差異，自不宜將兩者合併。只是一旦另行此等鑑定，就必然使審判時間拖長，這又將影響國民法官的日常工作與生活。凡此種種，正凸顯國民法官制度要能圓滿運作，相關的鑑定配套勢必得趕緊加快腳步才行。
好文推薦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