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北市發生一起酒駕撞死人事件，在今年起訴後，成為台北地院第一起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由於酒駕致死，一向為大眾所厭惡，且總質疑司法的輕判，藉由國民法官的參與審判，似可讓此等案件注入更多的法感情。惟此案被告以媒體污染為由，向法院聲請裁定適用通常程序，致引發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是否一定重判之爭議。
從2023年開始，只要是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如故意酒駕致人於死，就要由3位法官與6位國民法官所組成的合議庭為審理。惟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只要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者，即可裁定不適用國民參與審判，而此條項也列有四款不適宜的情況：難期公正、國民法官恐受威脅、案件複雜或高度專業、被告承認犯罪事實等。故此次台北地院審理的酒駕致死罪，被告就以此案經媒體報導顯會污染國民法官的心證及已認罪之理由，聲請裁定不行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是否具有正當性？
因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者皆屬重罪案件，在台灣，要不受媒體關注，實屬不可能，因此即推論國民法官會受影響，實過於武斷。若真認為會污染國民法官，則改由3位專職法官所組成的合議庭，難道就不會受媒體報導之影響？尤其在現行制度，檢察官起訴時，會將相關卷證一併移送於法院，則在正式審判前，這些多對被告不利且未經檢驗的證據，實更易使司法者產生預斷。
反觀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件，雖然候選的國民法官是隨機產生，卻可藉由選任程序來排除具偏見者。同時，檢察官起訴時，除起訴狀不能記載可能產生偏見的內容外，亦不能將相關卷證移送法院，即所謂「起訴狀一本」，以免未審先判；審判期間更禁止國民法官與媒體接觸。凡此規範，反比現行制度更強調預斷之排除及輿論之影響。
至於被告若已認罪，就僅剩量刑問題，似乎毋庸動用成本極高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惟所謂認罪與否，到底所認為何、是否基於自由意志、是否附有條件等等，總會有爭執。為免於法官恣意判斷，實更有賴國民法官來參與審判。而被告希冀依通常程序審理，一個很大的原因應是在，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下，可能會傾向於從重量刑。
惟在現行制度下，雖有科刑辯論，但判刑多寡，仍委之於法官深不可知的內在意志。但國民法官參與審理的案件，必須至少有6票且包含有法官意見，才能達成量刑評議，若無法達成此門檻，則須將最不利加入次不利，直至過半且含有法官意見為止。如此的過程勢必得藉由相互討論，才足以達成最終評議，反而更能使量刑趨於理性與客觀，而非僅是情緒性的從重或從輕之結果。也因此，國民法官的參與審判，目的不在重判，而在實現公正、公平之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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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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