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絕詐騙橫行治本之道仍需從改變人性的各項道德教育為主。（圖／視覺中國）
近兩、三年來，台灣詐騙可謂無所不在，且詐騙手段也隨著科技化，不斷地轉型升級，導致民眾上當受騙事件頻傳。對於詐騙已達風聲鶴唳，進而造成民怨沸騰。為此，行政院特於民國111年間年推出「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後，進而再度推出「打詐行動綱領1.5」策略，讓台灣的詐騙問題，已經向上發展達到國安層級。
詐騙案頻傳，除了讓民眾金錢損失外，更衍生行詐者進行組織犯罪、洗錢與社會解組等問題。「打詐行動綱領」的四大面向：識詐、堵詐、阻詐、懲詐，均符合犯罪預防相關原則，例如：情境預防的阻詐、理性選擇的懲詐、日常活動的阻詐、整合所有面向的三級預防模式等。
這些都僅是對於詐騙的治標之道而已，筆者認為，治本之道仍需從改變人性的各項道德教育為主軸，著重道德教育的相關做法；或許短期內難見成效，但如考量國家長遠發展，則仍是一條必須努力面對之艱辛漫長的必經過程。此在犯罪學之「一般性犯罪」與「明恥整合」兩種理論中均多所強調。以下先試著從上述兩種理論基礎，說明教育與淨化人心的重要性:
一、 一般性犯罪理論：此亦稱「自我控制理論」，赫胥與高佛森根據心理學等研究，認為犯罪問題不在行為（crime act）本身，而在於低自我控制的犯罪性（criminality）上。犯罪者人格與外在行為特徵包括：傾向於追尋短暫立即享樂而忽略後果，以「自我」為中心，而不顧他人感受，不熱衷參加認知與心智活動，且婚姻、友情、工作缺乏穩定，與容易沉溺於吸菸、酗酒、複雜的性行為等。為能提升個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則必須整合父母的管教態度、加強學校教育等面向，進而於潛移默化中修正當事人的偏差觀念，這樣才能有效降低犯罪現象。
二、 明恥整合理論：布列懷德認為「互賴共信社會」才是降低犯罪率的根本方法，該理論雖不贊同犯罪行為，但若犯罪者經由認知或教育過程後，對於自己過往行為如能引以為恥，並願意補償被害者，則社會也應以正向肯定態度接納犯罪者，讓犯罪者有再度復歸社會的機會。其成敗關鍵是建立於「社會信賴基礎」上，互相接納與考量對方立場，犯罪者了解偏差行為是一種恥辱，而社會大眾也避免將羞辱烙印於犯罪者的身上。
上述兩個策略強調「家庭」、「社會」與「道德教育」層面，盼能讓社會大眾從最深層心靈層次進行改變，而非僅消極地以「法律」強制約束當事人。或許有人會認為上述觀點曲高和寡，緩不濟急；然不可否認的是，「日本的治安狀況」一向是眾多已開發國家的表率，歸納多數學者研究日本之所以低犯罪率的原因，包括自幼開始文明禮儀教育、制定專責保護與教育少年之《少年法》、嚴格法律規範搭配高強度執法、以「認罪懺悔」為主軸的監所與社區復歸體制、恥感文化制約等，前述做法的每一過程，均強調「禮儀」與「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為能有效治理日本，曾委託露絲．潘乃德研究日本種族文化的特性，後撰寫《菊花與劍：日本文化的雙重性》一書，相對於美國的「罪感文化」，日本則是「恥感文化」，人們極度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因而滋養出特殊的禮儀文化與文明特性，這也與我國儒家經典書籍《禮記》所形塑的「禮儀之邦形象」，有異曲同工之妙。
台灣古諺有云：「嚴官府出厚賊、嚴爸母出阿里不達」，也是強調「人性教育」的重要。用嚴刑峻法在短時間內可壓制犯罪，但正本清源，長期則仍應以「道德教育」為依歸，否則將陷入無止盡的犯罪循環中。「法律」是社會最後一道防線，但在人心不古、道德頹喪的社會中，除靠法律維持外，更寄望能以「道德力量」創造更美好社會。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在上位者重視「誠信道德」也相當重要，因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亦即在上位者以德化民；倘在位者視道德如敝帚，則民眾恐將倣效。所以，在強調道德教育的同時，在上位者如也能講究誠信道德，改善社會風氣，方能使目前橫行的詐騙行為逐漸收歛，恢復台灣往昔的純樸形象，再度使台灣回復「最美麗的風景是人」的美譽，並創建幸福和樂的社會！
●李永然，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永然兩岸法律事務中心創辦人、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曾春僑，永然法律基金會顧問。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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