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偵查法》草案有重啟之必要，但必須兼顧犯罪控制與正當程序保障。（圖／視覺中國）
日前針對一起恐嚇取財罪，警察使用所謂M化車搜尋犯罪嫌疑人的發話位址，並向法院聲請搜索票，因此找到相關犯罪證據。此案經第一審判決無罪、第二審改判有罪，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審，又轉為無罪，因第一、二審皆無罪，檢方無法上訴，此案因此確定。而如此的反覆，一個關鍵因素即是如M化車之類的新科技偵查方式，在法無所依下，因此所取得的證據到底該如何評價？
M化車，乃是藉由虛擬基地台的方式，透過已知的手機序號或識別碼，以得知偵查目標位置即可持續追蹤。如為找尋詐騙集團的發話地點或廠房設備，就可藉由M化車的使用確認位置，進而以此等資料，經檢察官許可且向法院取得搜索票，因此搜得相關犯罪證據。若能善用此類科技偵查方式，勢必能對極為猖獗的詐騙犯罪進行最有效的訴追。但是此等取得犯罪證據的過程，是否具有正當性，必將面臨挑戰。
利用M化車蒐集個人通話位置，雖未涉及通訊隱私，卻是不分私宅與公共場合，也不論時間、地點，有如撒網、隨機性即時搜尋，絕對是對個人資訊隱私的侵害，屬於一種強制處分。基於強制處分法定，在現行法制並無相關規範下，因此所取得的資料，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並無證據能力，應屬肯定。惟在此次引發爭議的案件裡，第一審、第三審與更一審，皆採無證據能力之見解，但第二審判決，卻認為位置資訊無涉隱私，致仍有證據能力之見解，如此的差異就顯露，法律趕不上科技發展的先天缺陷。
更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引發爭議的案件，針對利用M化車取得位置資訊，多認為反強制處分法定而無證據能力，但對於後階段的搜索行為，卻皆肯認其合法性。但問題是，若認為M化車所取得的資訊不具有證據能力，則因此衍生出的搜索，即便有法院發給的搜索票，似乎也受到汙染，理應不具有證據能力才對，為何仍給予正當性？
針對此質疑，M化車所搜得的資訊僅是起點，警察仍有其他資訊的審酌，並逐漸縮小範圍，才足以聲請搜索票。換言之，M化車所取得資訊的不法性，已因此被稀釋，致可承認其有正當性。而最終乃是審酌所有之證據，基於罪疑惟輕而為無罪判決，非僅是聚焦於M化車所取得之資訊有無證據能力。
如此的說法看似無可爭議，也確實，M化車所取得的資訊，於最終法院所判斷的所有證據，似也無足輕重。但問題是，若無此等資訊就無後續的搜索行為，則一開始就無法可循的偵查方式，若認為具有不法性，真可由後續的合法行為，致能完全稀釋其毒性？這其中的標準又該如何？
面對科技的不斷創新，即便法律可能永遠跟不上，卻也不能原地踏步。也因此，幾年前法務部所提的《科技偵查法》草案，就有重新啟動之必要。只是這次的重啟，勢必得兼顧犯罪控制與正當程序保障，以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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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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