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法務部統計資料顯示，詐欺案件從2020年開始躍居各罪名之首，2021年達到12萬4,899件，平均年增率為18.6%。（圖／資料照片）
記者黃哲民／台北報導
「詐騙之島」的惡名高懸大眾心頭，各種電信詐騙陷阱防不勝防，稍有不慎，畢生積蓄就毀於一旦，要求嚴刑重懲騙徒的呼聲從沒斷過，但統計資料顯示，2017年到2021年全國有罪定讞詐欺犯共約7萬人，有43%的被告，被判輕判6個月以下徒刑或拘役，僅355人判刑3年以上、占比僅約0.5%，究其原因，辦案遭遇蒐證瓶頸，很難抓到藏身幕後的大咖首腦，而最容易被逮的車手與賣帳戶者，卻非法官認為應重判的對象。
法務部統計資料顯示，2017年到2021年間，全國共起訴11萬餘名詐欺犯，其中80.7%、8.9萬餘人涉犯電信詐欺案件，同時期有罪定讞6.9萬餘名詐欺犯中，因電信詐欺被定罪共5.4萬餘人，占比高達77%，但無論整體詐欺刑度，或單就電信詐欺項目，43%的被告輕判6月以下徒刑或拘役，因單純提供人頭帳戶被定罪者，輕判比例更高達98%。
▲有43％的被告，被判刑六個月以下徒刑。（圖／陳詩璧製）
一位不具名法官表示，電信詐欺犯罪的組織化、集團性分工階層中，俗稱「賣帳戶」的單純提供人頭帳戶者，是最底層、最外圍與人數最多的角色，因有金流為證，也最容易被查獲。扣除謀職受騙、帳戶遭盜用等情形，被起訴的賣帳戶者雖貪圖1個帳戶幾千元小利而出售，但沒直接參與行騙，且這群人多半有經濟弱勢、社會邊緣人等共通點。
法官指出，真正的壞蛋是集團首腦、金主與帳房、機房等核心成員，重懲這些分不到詐騙利益的賣帳戶者、意義不大，除了少數惡性較重的賣帳戶慣犯，其他犯行輕微者若認罪，考量通案與個案衡平性，多半會給予輕判，若能跟匯款被害人和解，還有機會得到緩刑。
前述統計資料顯示，近5年被起訴的8.9萬餘名電信詐欺犯中，逾38%、3.4萬餘人為單純提供人頭帳戶，其中近94%被起訴最重判刑5年的普通詐欺罪，而近5年有罪定讞的5.4萬餘名電信詐欺犯，也以單純提供人頭帳戶的2.6萬餘人最多，占比逾49%，數據相當吻合法官的說法。
此外，相較於全般刑案，電信詐欺有罪定讞的男女比例差距最小、平均年齡最年輕，近5年全般刑案有罪定讞男女比例為6：1，電信詐欺為3.4：1，單純提供人頭帳戶的男女比例更降為2：1，而近5年全般刑案有罪定讞平均年齡為40.9歲，電信詐欺僅28.9歲，比整體詐欺有罪定讞的31.3歲低很多，因單純車手被定罪的平均年齡更輕，只有26.9歲。
▲詐欺案有罪者平均年齡28.9歲，其中「單純車手」26.9歲最年輕。（圖／陳詩璧製）
法官認為性別與年齡固然是量刑參考，但非絕對因素，犯行輕重才是主要依據，領款車手參與犯罪程度高於賣帳戶者、並論件領取酬勞，所以多半論處加重詐欺罪，量刑從1年起跳。前述統計資料顯示，近5年起訴2.2萬餘名單純車手，97%論處加重詐欺罪，有罪定讞的單純車手，84%判刑1年以上未滿3年。
但加重詐欺最高可判刑7年，實際判決卻不到一半的法定刑，近5年只有355名詐欺犯被判刑3年以上，占比僅約0.5%，同時期法院判決應沒收的詐欺犯罪所得高達153億餘元，這只是浮出檯面的數字，受害人即使打贏向賣帳戶者與車手求償的官司，拿回血汗錢甚至畢生積蓄的機率仍微乎其微。刑罰給了犯罪者寬典，受害人是否得到相對公平的交代？
曾任檢察官與法官的律師呂俊杰表示，法官判刑通常不會從法定刑中間值起算，而是以法定刑下限為準開始增減，例如加重詐欺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中間值為3年半，但實際量刑時，絕大多數會從1年徒刑往上加。
呂俊杰說，這種量刑模式為司法實務長期慣例，考量因素包括罪疑唯輕、蒐證能力有所極限等，若被告認罪又願和解，法官更不會下重手，以免被告上訴被酌減改判，影響本身辦案成績。
如果賣帳戶、當車手都有值得寬大處理的空間，那麼對於詐騙集團核心成員總不該輕饒了吧？大眾往往會認為抓到賣帳戶者或車手，就能順藤摸瓜、像撈粽子般一路揪出集團核心成員甚至首腦、金主，通通加以定罪。然而實情並非如此。
呂俊杰指出，詐騙集團核心高層會設下防火牆，切斷跟非核心成員直接聯繫，越往高層、曝露犯罪事證越少，能指認的人也更少，司法機關即使查獲專責蒐集人頭帳戶的「收簿手」、負責隨機散布詐騙訊息的「機房」，甚至專門收贓洗錢的「水房」（按：「水」意指「錢」），也很難突破斷點查獲藏身幕後的大咖。
而這些在集團組織比較中上游的成員，落網也未必重判。統計資料顯示，這群犯罪分工與「單純提供人頭帳戶」及「單純車手」區隔的電信詐欺犯，在近5年被起訴或有罪定讞人數都佔約1/3比重，雖81.5%論處加重詐欺罪，卻以判刑1年以上未滿3年居多，占比56.2%，另1/3輕判6月以下徒刑或拘役。
呂俊杰分析，要定罪這些分工比較中上游的電信詐欺犯，難題在於建立與被害人遭詐騙的因果關係，警方破獲機房成員多人、查扣多支電話，或查獲收簿手持有多本存摺，這些客觀行為不構成犯罪，必須找出被害人證明接到來自這個機房的詐騙訊息、受騙匯出的錢流入這些帳戶，才算建立具體的犯罪連結，可是被害人有時很難找，或自認倒楣不願出面。
▲詐欺罪偵查終結情形，發現不起訴處分占45.1%，主因是犯罪嫌疑不足。（圖／記者陳詩璧製）
判決結果與人民期待有落差之外，打擊詐欺的蒐證困境，也成為司法機關的軟肋。前述統計資料顯示，2017至2021年間全國新增41.8萬餘件詐欺案，平均年增率18.6%，光是2021年詐欺新案總數就激增到12.5萬件，已躍居各類刑案之首、占比23.4%，但同時期全國共偵結50.7萬餘名詐欺犯，45.1%獲不起訴處分，主因是犯罪嫌疑不足。
基層檢察官表示，偵辦詐欺案件耗費龐大司法成本，案量持續爆表，形成極大負擔，受限於政府分配資源不足，要人沒人、要錢沒錢，加上強化偵辦效率的法源依據遲未通過立法，例如可動用GPS、M化車等蒐證工具的《科技偵查法》，被認為侵犯人民隱私而卡關，以至於繼續土法煉鋼辦案，跟不上詐團犯罪技巧的日新月異。
尤其碰到藏身境外、使用虛擬貨幣洗錢的詐團，偵辦工作就更顯得力不從心。檢察官指出，國家外交困境影響尋求國際與兩岸合作打擊犯罪，追查境外金流常因此受阻，使詐團有機可趁，變成投入大量司法資源，抓到的都是賣帳戶跟車手這些小魚小蝦，加上國內動輒無限上綱人權保障，辦案越來越綁手綁腳，都造成偵辦蒐證的重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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