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各級檢察署「偵查庭」的空間配置和法院的「審判庭」很像，以致民眾不了解兩者差別，甚至混淆檢察官和法官的角色，建議以「偵查室」代之。（圖／視覺中國CFP）
儘管台灣民主化已超過三十年，但我國司法仍未褪去威權色彩。以刑事訴訟程序為例，檢察官和被告雖同為《刑事訴訟法》第3條所指的當事人，實際上在偵查階段，台灣的檢察官卻不像其他國家，和被告同坐在辦公桌前對話，而是在仿效法庭設計的「偵查庭」訊問被告。檢察官如法官一般高坐在席位上，被告則在法檯下抬頭仰望應訊，如此的設計凸顯出威權體制遺留的高壓感，值得檢討。
除了少數的自訴案件外，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會先經過偵查程序，才會進入審判程序。實務上，在偵查與審判程序都會傳喚當事人到場，由於各級檢察署「偵查庭」的空間配置和法院的「審判庭」很像，以致於許多民眾不了解兩者的差別，甚至混淆檢察官和法官的角色，誤以為收到地檢署傳票就會被判罪。
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護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在法庭上，為了符合當事人平等的原則，檢察官和被告的席位是平行對等的，不會與法官平起平坐。反觀在偵查庭，檢察官卻高坐在上，顯然忽視被告應該被平等對待。況且，從權力分立的角度而言，行使司法權的法官才有資格召開法庭審理案件，且原則上應於公開法庭中為之，以確保公正審判。檢察官不是法官，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自不易受到監督，故不宜沿用「偵查庭」一詞，造成外界對「開庭」的誤解，建議比照「檢察事務官詢問室」名稱，改以「偵查室」代之，俾作區隔。
還記得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期間，擔任委員的林孟皇法官曾投書媒體發表〈有感司改 讓檢察官走下偵查庭〉一文，列舉外國法制，提到：「德國檢察署並無『偵查庭』的設置，檢察官原則上也沒有開庭的必要，如真有必要訊問被告或相關證人，則在各檢察官辦公室內為之。而日本實務的作法，也是大同小異。因為犯罪偵訊是一門學問，檢察官高高在上對人民開『偵查庭』，並無助於案情的釐清」，句句擲地有聲，可謂有先見之明。
此外，前大法官許玉秀教授兩個月前受邀出席台灣公民人權聯盟主辦的「從憲法及比較法的角度探討偵查庭的存廢」座談會，亦大力抨擊我國偵查庭的設置違憲，理由是「侵害被告的防禦權」以及「違背權力分立原則」。許大法官並指出最迅速的解決方式，就是檢察機關不再使用偵查庭來偵查犯罪。沒有偵查庭的設置和名稱，至少讓人民從外觀上不會懷疑檢察系統違憲，所謂人民的信賴，才可能建立。
筆者在法界服務十餘年，歷任檢察官、法官和庭長，並自1980年轉任律師迄今，深知多數基層檢察官都滿懷抱負進入檢察體制，即使在沉重的工作負荷中，仍堅持保障人權及實現司法正義的理念。然而，何故近年來檢察官頻傳出走潮，曾任檢察官、現負笈留學德國的吳忻穎在2021年出版《扭曲的正義》一書，記錄她在任職檢察官期間的所見所聞，提到檢察官辦案負荷量過大、司法資源嚴重不足，加上畸形的升官文化留不住人才，可謂切中時弊，發人深省，然似乎對威權遺緒下偵查庭的設計未曾論及，頗有為德不卒之憾。
固然，蘇建和等三死囚案發之後，在多方努力倡議及爭取下，始有在偵查中可以選任律師在場「陪偵」，並於訊問時全程錄音錄影劃時代的改革（當時日本仍無此先進法制），旨在防止刑求逼供的發生，畢竟是秘室偵查，檢察官穿著法袍、高高在上，威風凜凜，在情緒失控之下大聲斥責、恫嚇當事人，甚至不法取供等誇張行徑仍時有所聞，由此可見，此項威權遺毒影響偵查公正，以及人民對司法的信賴，亟待改革。
為落實司改決議打造中立檢察體系，各級檢察署已在2018年將招牌「去法院化」，讓外界了解法院與檢察署的區隔，可惜並未進一步檢討偵查庭的存廢。相較於檢察官定位、檢察組織檢討等議題，廢除偵查庭的名稱和配置或許是小事，但卻是一個很好的起點，若能逐步清除官對民的威權遺緒，相信人民對檢察官和檢察體制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如此才是貼近人民萬眾期待的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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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友辰，執業律師、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著有《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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