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5億高中生墜樓案，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認為無毒物反應。家屬若不服檢方認定，卻可能存有救濟的障礙。（圖／記者白珈陽攝）
台中5億高中生墜樓案，在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解剖報告出爐後，中檢亦傳喚家屬，開偵查庭對之一一詳細說明，並發新聞稿指出，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解剖報告，經一千種的毒性測試，並無酒精、葡萄催芽菌或任何毒物反應，這與家屬所委託的高大成醫師之判斷，顯有落差，也未對手臂針孔為解釋。如果家屬不服檢方認定，於未來，卻可能存有救濟的障礙。
由於目前的刑事鑑定以公鑑定為核心，如死因鑑定，被害人家屬自行委請的鑑定者意見，原則上無證據能力；又如屍體解剖，私鑑定人可否在場，也要得檢察官同意。因此，5億高中生命案，檢察官如果不採納私鑑定之意見，仍以故意殺人罪起訴被告，則被害人家屬自可藉由訴訟參與提出意見，而由3位法官與6位國民法官來審理與判斷，問題並不大 （參考：吳景欽／五億高中生案的私鑑定效力）。
但如果檢察官以自殺為由，而對被告不起訴，告訴人雖得向上級檢察長再議，但此種基於檢察一體的制度，僅是一種自律，致能發揮多少監督效果，一向受人質疑。也因此，是否得學習日本的檢察審查會，由平民來審查不起訴處分是否妥當，應是未來必須思考的課題。
而告訴人於再議不成後，告訴人雖得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但因採律師強制代理，就必成為進入此等訴訟的阻礙。又因審查不起訴處分當否的法官，一旦裁准審判，亦是由其審理，這又會有道德風險。更糟的是，一旦裁准交付審判，原本就不想起訴的檢察官，竟被迫成為原告，實難期待其能認真實踐法庭之舉證。
故在立法院剛剛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中，將告訴人聲請交互審判，改成為裁准自訴，即由告訴人決定是否自行提起自訴，並等同由其所委任的律師來擔任檢察官的角色，算是解決了部分問題。只是在《刑事訴訟法》並未承認律師有取證權，即無如檢察官般的強制處分權下，如此訴訟的審判依據，還是來自於原先檢察官所移送給法院的卷證。如有關死因鑑定報告，仍必然是屬公鑑定下，自訴律師若要提出自行委請的鑑定人，還是得經法院同意，恐也只能是對公鑑定的審查意見，能否加以推翻，也是一大疑問。
更值得關注的是，於檢察實務裡，針對死亡案件，若未先設定是他殺而以他字案開啟偵查，則在經司法相驗或屍體解剖後，判定死者為自殺，就會以行政簽結了結。惟因此等他字案與簽結的處理方式，在《刑事訴訟法》中，並無任何明文，看似無任何法律效力，卻在實質上產生案件終結的效果。當死者家屬堅持是他殺，卻因簽結非不起訴，致無法為再議、聲請裁准自訴之救濟，僅能向行政法院提起救濟。只是行政法院恐認為，簽結屬刑事司法處分而非行政處分，又會以無審理權限為駁回，造成死者家屬求助無門。
面對簽結這種無法律依據的處分方式，竟帶來無法救濟的現況，實已嚴重違反《憲法》第16條的訴訟權保障。因此，若有此等個案進入到憲法法庭，只能期盼大法官們，不要再以任何形式要件不符的理由為不受理，而應認真懇切的面對死者之呼喚。
同時，立法者也應思考，是否引進英國法制的死因陪審制度，即藉由平民的審理，以公開且不同意見的相互辯論，來仔細審視死因為何。畢竟，死因鑑定者就算再專業，也會有盲點，更可能帶有職業偏見。人民或許不是專家，卻可集眾人之力，來彌補這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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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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