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被提名人尤伯祥20日在立法院還原被控教唆偽證經過。（圖／記者湯興漢攝）
記者蘇晏男／台北報導
總統蔡英文5月30日宣布律師尤伯祥為4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之一，然民進黨立委蘇治芬轉載前法官康樹正文章，指尤曾教唆偽證。事隔多日，尤伯祥今（20日）在立法院講述事發經過，反指康樹正在未經合議庭的評議下，就當庭斷定證人偽證，且18年後突然將「懷疑」升格為確信，進而公開指控，他深感遺憾。尤伯祥強調自己克盡律師職責，若回到18年前的那一天，他依然會做相同的選擇。
立法院20日加開臨時會進行「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行使同意權審查會」，4名大法官提名人蔡彩貞、朱富美、陳忠五、尤伯祥分為上、下午兩組人致詞並接受立委質詢。尤伯祥下午致詞時指出，「我想就退休法官康樹正先生，以及蔡啟文檢察官指控我在18年前他們承辦的案件中，教唆偽證的事情，向大院來說明，這件事情是全然的誤會」。
尤伯祥說明中，除指康樹正在未經合議庭的評議下，就當庭斷定證人偽證外，也說，18年前沒有證據支持的懷疑，就只能夠是懷疑，因此一審判決書並沒有記載他教唆偽證，更沒有告發他，只是沒想到事隔18年當他被提名大法官的時候，康突然將懷疑升格為確信，進而公開指控，對此他深感遺憾。
尤伯祥更強調，此案可說他是為了克盡律師職責而受此不實指控，不僅嚴重傷害他的名譽，更使他的親友擔心受怕；然而時空倒轉，回到18年前的那一天，他依然會做相同的選擇，因為那正是律師應該做的事情，也是他迄今仍然堅守為人處世的原則，就是忠於職守。
尤伯祥說明如下：
94年《律師法》30條、《刑事訴訟法》161之1條，這兩條規定結合起來的結果，辯護人有義務未被告搜求有利證據，人證是《刑事訴訟法》法定證據方法，因此辯護人應該未被告搜求有利證據，當然也包括了人證。當時律師倫理規範16條因此進一步明訂，律師得於法庭外向證人詢問他所知的事實。根據以上規定，我訪談證人是職責所在
訪談當時，我絕對遵守律師倫理規範要求，沒有誘導這位配偶為不實陳述，我在法庭上詢問她的問題，都是根據她在訪談時告訴我的內容所為。
在訪談當時她為了幫助自己準備作證，自行筆記訪談內容，這是她自己的權利，我必須尊重。作證當天，她還沒有作證的時候，就把筆記本放在應訊台桌上，檢察官看到了，便要求她將筆記本收起來，而康審判長則命令她將筆記本交到審判席來保管。
當時康審判長有問她，筆記本是否有作證回答的內容，她回答有，在這種情況下，審判長還沒有聆聽證人作證的證言， 就預判證人所言不實，接著他連續問我三次「辯護人還要問嗎？」要我撤回傳喚這位證人的申請。
當時我對他的預斷很不服氣，因此除了向他說明事先訪談證人是律師職責外，也向他說明法律並沒有禁止證人為準備作證而自行筆記，請他聽完了證言之後再判斷是否可採。
再三力爭後，審判長見我不退讓，只好讓證人作證；在作證過程中，筆記本都在他桌子上面，部分媒體說證人看著筆記本作證，這跟實情不符。
在交互詰問完畢後，康審判長職權訊問證人，證人向他說明筆記內容，包括她在先前旁聽時候記錄的聽審過程、自己做了帳目資料、她的先生交給她喚起記憶的資料，也有作證前兩天為了讓自己記憶清楚所寫的答案，審判長於是問她「寫的時候辯護人是否在場？」。
由於審判長已經顯露出對於辯護人接觸證人這件事情的敵意，因此證人當時只敢答稱「被告不一定在」。康審判長於是進一步逼問「為了讓證人能夠真實陳述，我主動鼓勵她，應該要誠實告訴審判長」，她於是告訴審判長說「最後面那邊有幾個地方是我和律師討論的，我在回答律師的問題得到這個答案」，之後審判長直接對被告說「他已經害了他太太犯了偽證罪」。
我想沒有經過合議庭的評議，審判長就當庭斷定證人偽證，可見他當時是因為律師庭外訪談證人，就產生證人所言不實的預斷，進而根據證人自行筆記律師訪談內容而推斷偽證存在；然而證人從來沒有說答案是律師給的，也沒有說律師要求她回特定內容的回答。
我相信，康審判長在18年前應該很了解，沒有證據支持的懷疑，就只能夠是懷疑，因此一審判決書並沒有記載我教唆偽證，更沒有告發我。沒想到事隔18年當我被提名大法官的時候，他突然將懷疑升格為確信，進而公開指控，對此我深感遺憾。
回顧當時，我為了被告據理力爭，不屈從審判長的預斷，不願順從他的意志，撤回傳喚證人的申請，也許冒犯了他，加深了他對我的懷疑，導致他未能夠看清各種與他預斷矛盾的事實；這些事實包括證人毫無戒心的將筆記本放在桌子上，我主動向法庭說明我有事前接觸證人，也主動告訴法官證人自行筆記訪談內容等等，可以說我是為了克盡律師職責而受此不實指控，不僅嚴重傷害我的名譽，更使我的親友擔心受怕。
然而時空倒轉，回到18年前的那一天，我依然會做相同的選擇，因為那正是律師應該做的事情，也是我迄今仍然堅守為人處世的原則，就是忠於職守。
這次事件也提醒我，法律人應該有開放的胸襟跟謙卑的心，如果有信能夠獲得大院提名，我會堅持忠於職守，會帶著謙卑、開放的心來執行大法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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