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億高中生案，台中地檢署就夏姓配偶涉的故意殺人罪為不起訴處分，僅以故意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起訴，家屬勢必針對不起訴處分為再議（相關連結：吳景欽／【5億高中生命案】死因究明的救濟途徑困境 ）。而在檢方所發布的新聞稿中，除詳述不起訴的原因外，亦提及被告不願接受測謊，這不免讓人有所聯想，也使測謊於法律的有效性問題，再度浮現。
測謊的有效性乃基於以下前提，即人所言真假能夠引發特定的生理反應，且在個人無法自我控制下，這些反應可以被儀器所測知，並為專家所判讀。但這些前提看似有科學性，卻一直有爭議存在。
測謊要有客觀性，必須以儀器運作是否合於標準、施測環境是否正常，尤其是施測者的專業與否。其中，關於施測儀器，國內並無一個中立、客觀的認證機構；同樣地，在無測謊的證照制度下，施測者的專業性自也無從檢驗。尤其現行施測空間，如調查局、刑事警察局等，都屬於偵訊者所掌控，就必屬極端封閉的環境，受測者是否可能處於身心正常的狀態，也有所疑問，因此所得的結果很難說無任何干擾。
而目前《刑事訴訟法》並無有關測謊的明文，故於司法實務就出現不同意見。有主張測謊因無法排除諸多干擾因素，不具有科學所強調的再現性，也無法檢視過程與結果的正確性，致不具有提出於法庭的證據能力。但多數意見仍肯認測謊的證據能力，前提必須得受測者同意、測謊者必須具有專業訓練與經驗、測謊儀器必須良好正常運作、受測者身心正常、受測環境不受外力干擾，以及測謊報告必須將經過載明其中。而一旦具備上述條件，雖具有證據能力，卻不能以測謊為有罪的唯一證據，仍須有其他補強證據才行。
只是上述條件仍具有諸多疑問。首先是得同意這點，就被告來說，馬上面臨一個矛盾，即在其不認罪下，若拒絕受測，必會被貼上心虛的標籤，若因此同意施測，是否屬於自由意志，亦有疑問。再來是有關施測儀器的標準化、施測者的專業認定，甚至是失策空間的封閉性下，施測結果到底是科學專業的判斷，抑或只是要達到施測者想要的結果，恐都有疑問。
立法院本會期中，司法院已送立法院審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裡，即增訂第160條之1，明文測謊結果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依據，即完全否定測謊的證據能力，卻留有但書，規定測謊可用以彈劾被告、被害人或證人陳述之證明力。只是若否定測謊的證據能力，為何可用以為彈劾陳述可信性之證據，此邏輯思維實讓人無法理解。而如此的修法，也遭到法務部的強力反彈，認為不該一律否定，而是維持現制，即由司法實務所形成的規範即可。顯見，偵查機關對於測謊有較高的信賴度，只是如此的態度，到底真是基於對測謊科學性的肯定，抑或是測謊已成為偵訊的重要手段或神器，實也耐人尋味。
總之，無論測謊是否明文排除，抑或是留由司法的自我形成，恐都必須面對，這類所謂科學鑑定，到底是真科學、還是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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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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