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云曾對公共事務、國際交流很有熱情，事發後卻常想逃離現有工作及生活。（圖／鏡週刊提供，下同）
圖、文／鏡週刊
他們非但沒有死命抵抗、逃離現場，隔天還與對方一起吃早餐，甚至開始交往。
這算性侵嗎？社會與司法經常雙雙搖頭、質疑，有時連他們都自我懷疑。
直到這波#MeToo，人們方得以窺見性暴力的複雜樣貌，並訝異地發現，這些彼此不相識的控訴者，受害軌跡有著驚人的雷同。
2022年9月初，當時27歲的小云（化名）結束4年旅居生活、從歐洲返台，從事與國際事務有關的新工作，上工2週便在工作場合認識來自歐洲的外交官A男。A男是她回台後認識的第一批朋友，象徵新生活的開始，但隔幾天在一群朋友聚會後，她因為單獨留在對方家中，遭到對方強制猥褻、性侵未遂。
「在工作場合認識一個人的時候，會預設是友好同事的關係，發生這樣的狀況其實會嚇到，不知道怎麼處理…我一開始真的很困惑，他（那晚）為什麼突然就瘋掉了？」時隔近一年，小云在餐廳包廂裡小聲地、緩緩地提起這段經歷。
▲小云戴上親手繪製、象徵自己面貌的面具拍攝。
熟人突瘋狂 深陷困惑驚恐
那晚是他們第二次在工作外見面，A男建議她剛回國要多認識人，便邀請她和一群朋友喝酒聚會。小云以為是外交官間的聚會，會對工作有幫助，於是欣然赴約。當她到場，才發現那晚只是普通朋友聚會，「那時候我還滿感謝他（邀請我）的，因為我才剛回來。」
聚會結束後小云跟一名朋友回到A男家聊天，持續到凌晨2、3點，他們被問要不要留下過夜，「他的問法是我們需不需要一張床？他家有客房、沙發，朋友因為家裡比較近，說可以騎腳踏車回家，我那天下班先參加工作應酬才過去，特別累，幾杯酒就喝醉了，眼睛閉著就可以睡著的程度。」她獨自留下休息，「他開始說一些很噁心下流的話，我當下想跟他講道理、叫他不要過來。」但對方一改原本親切有禮的態度，將她壓上床、雙臂擒抱住她，伸手脫她的衣服，語氣也越來越挑釁，「他越來越生氣，我嚇到，也很困惑，他怎麼會突然翻臉？」
「我說不要、不要、不要，請你停止，差不多50次吧。」將近20分鐘，小云試圖禮貌地跟對方「溝通」自己並不想發生性行為，「我用英文解釋，我們可以繼續當朋友，這跟你好不好沒有關係、跟我保不保守、有沒有喜歡的人沒關係…」但對方並未收手，除了不斷言語騷擾，手也持續伸進她內衣褲內，對方力氣很大，她不知道大喊大叫、或攻擊對方會發生什麼事，她說著不要，但聲音卻越來越微弱，漸漸放棄掙扎。
小云渾身僵硬的反應最終使對方失去興趣，沒有進一步侵入的行為。A男離開房間後，小云留在他家客房，大腦像斷線，無法處理剛發生的一切，她意識到自己幾乎被性侵，但不知道為什麼對方突然「翻臉」「像瘋了一樣」；她無法在不知道答案的情況下離開，但也沒力氣追問，她太疲倦了，便在床上睡著。
隔天凌晨醒來，小云找回自己被脫光的衣物，看到對方也醒了，她想確定一切沒事、2人還是朋友，便示好似地伸出手，「我竟然先道歉，你恢復正常了嗎？沒事了，你前一天晚上瘋掉了，我們可以當朋友就好嗎？就這樣好嗎？」但她卻再次遭受猥褻，這次對方不斷用下體磨蹭她，小云再度全身無法動彈。
一切結束後，A男做了一盤早餐，要她坐下來一起吃，隔著餐桌，對方終於變回她「認識的朋友」—那個平時穿著西裝參與研討會的專業人士—逕自閒談起外交工作、政治話題，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說什麼意思？他說：『就早餐啊！』然後就叫我坐，我就坐，他就叫我吃，我就吃，我就像機器人一樣，他說什麼，我就回什麼…但我一直盯著他看，他到底在幹麼？為什麼突然又不瘋了？」
離開A男家後，小云很混亂也很困惑，當天便向前晚一同待在A男家的朋友提起此事，「我說得很片段，一直哭，不像現在有條理，他先猜到了，那通電話講了很久，大概2個小時吧。」之後朋友再幫她轉述給男友，但除了這2人之外，她無法再向任何人提起這段遭遇。
▲長達40分鐘，小云細心繪製面具，雙手沾滿蠟筆粉末。
思緒未消化 身體先顯創傷
她盡力照常工作、外觀看來一切正常，「但我發現身體狀況開始不對勁，比如說記憶力變很差，睡不好、會作惡夢、很容易害怕，」她睡前必須數次確認已鎖好房門、對聲音變得敏感，偶爾會忘記自家的地址，在聞到類似對方身上古龍水味時會衝到廁所嘔吐；甚至好幾次，她與男友說話卻忽然失語，只能看著對方流眼淚。
「事發後我整個人在震驚中，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消化這件事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個月後，她到精神科就診，希望醫生至少能開安眠藥讓自己睡好。醫生了解事發經過後，診斷其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原來，身體比她的腦袋先意識到創傷。那段時間，她才跟最親近的朋友提起那晚的事，尋求幫助，「朋友聽完後跟我說，妳不覺得對方很熟練嗎？人怎麼有辦法翻臉成這樣，下一秒又變正常？」她幽幽說，自己當時完全沒想過。
小云從大學便關注公共事務及進步價值，就讀相關科系，相信轉型正義及修復式正義（透過加害人與被害人對話，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認為追求真相、道歉和原諒，比起刑罰更為重要。
事發後2週，她曾見過A男，當面與對方對質，甚至留下錄音檔。當時她不斷問對方：「我當下說了很多次不要，為什麼要繼續做？」對方向她道歉，卻接著給出各種理由，「他可能被我問到煩了，後來就丟下一句說：『我要教妳一課，那是半夜，有個很漂亮的女生躺在我家，妳對一個男人有什麼期待？』」
2人對質當天是另個聚會場合，她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他不只沒有反省，還覺得理所當然，對話過程中，他很隱諱提到，這不算什麼，他做過更過分、更對不起別人的事，我覺得好可怕，天啊！那女生還好嗎？我非常記得那天，那個外交官只要跟任何一個女生講話，我就怕到不行，我好像走過地獄或黑洞，很怕這些女生要面臨一樣的事情，」她接著說：「我後來就決定，至少要做一點什麼…我一直都知道性暴力在司法上很難很難，從一開始就沒有覺得會贏，但還是決定提告。」
2022年10月底，小云正式委託律師，到地檢署遞狀提告對方強制猥褻。即使不抱勝訴的希望，司法程序仍舊帶給她超乎想像的痛苦。對方雖然承認脫掉她衣物、撫摸其上身及下體，並說性私密的話語，但辯稱「並未違反她的意願」。小云站上偵查庭時才發現，她必須不斷證明對方行為明確違反她的意願。
反覆受質疑 檢察官難同理
檢察官更是多次詢問她，既然沒有被限制行動，為什麼沒有積極作為？「自由移動到底是什麼？我有沒有被綁住嗎？檢方問我很多問題，大門有沒有磁扣？門有沒有鎖？人家都侵犯妳了，誰還會在乎衣服被拿走？妳應該床單圍一圍、或是沙發抓個什麼就衝出去，去叫（求救）啊！不能打電話要人拿衣服來帶妳去警局嗎？」她苦澀笑了幾聲，「有這些選項嗎？我怎麼沒有想過？她一直一直問，後來我在庭上被逼到差點哭出來，好像在幫自己辯護一樣，就說：『我那時候就是嚇到了，沒有辦法應對。』」
▲小云遭受侵犯當下產生的僵直反應，往往難以被人理解。
「我知道檢察官很困惑，我更困惑…」小云練過半年空手道，平常熱愛運動，遇到事情的當下，大腦卻一片空白、身體動不了。為了搞懂自己的行為，她上網查資料，才發現每個人遭遇危險的反應不同，「很多人都有講一個理論，動物被攻擊的反應，有些會反擊、有些會裝死，我就跟檢察官說，我可能不是有辦法反踢回去的動物，我當下可能就是嚇到了，反而僵在那邊。」在偵查庭上，她也不斷向檢察官解釋這套動物理論。
身為刑事案件告訴人，小云負有舉證責任。但當晚只有她跟A男兩人，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是「違反意願」；被對方第一次猥褻後，她曾收到先離開的朋友傳來關心訊息，她並未立刻說出實情，而是回覆對方：「我很平安，沒事沒事沒事。你不要擔心。」事後小云解釋，當時她還沒搞清楚狀況也不想讓對方擔心。但這則訊息仍影響了檢方心證，認為她並未如自己所說的喝醉了，而是意識清楚、能「問答如流」，也沒必要傳喚這名最接近案發前後的朋友作證。
小云好學的個性如今全發揮在檢視及理解自己的行為。過了很長時間，她也才終於釐清困惑：「我是碰到事情反應比較慢的人，有時要1、2天，才會意識到別人踩過線的行為。」工作上她也曾被主管說，她對不合理的事情過度客氣與友善；性創傷諮商師也曾為她分析，生命經歷讓她過於重視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容易受他人情緒影響，「可能認識5分鐘的人，我也會珍惜跟這個人的互動，所以不會輕易去做會傷害關係的事，即使需要抵抗或保護自己，但可能會傷害到這個人，就不太會去做這件事情。」
但在偵查過程中，小云明顯感受到檢察官難以同理她，無法理解她就是被性侵害了。「我要不斷去證明自己不是在說謊，檢方可能想確認到百分之百，她有跟我說：『就算最後給妳不起訴書，不代表我不相信妳。』但也有點像是在打預防針。」
當檢察官得知她並未告訴家人時，小云還因此被訓了一頓，「檢察官自己有小孩，就說：『不知道你們這些小孩子怎麼會這樣處理事情？』但我跟家人關係不好，有被通報過家暴，她也說：『（遭受性侵）這件事情是妳要面對喔，妳要30歲了，要往前走，不要想不開…』」
2個月後，小云收到檢方不起訴書。理由是無積極證據證明對方有強制猥褻行為，雖然有告訴人的指述，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小云「非出於自願」，也欠缺其他補強證據。小云提交兩人對質時的錄音譯文、對話截圖被認為證明力不足；精神科開具的診斷證明則被認為發生一個月才就診，有時間差，因而未被採納。
之後，她向高等檢察署提出再議聲請，希望高檢署能重新就各項證據與兩造說詞互核、進行檢視，避免單一檢察官主觀認定，並再次申請傳喚證人。
再議遭駁回 引發自我懷疑
然而，2023年初，高檢署駁回小云的再議聲請。
書狀上寫著：「…於本件案發時（告訴人）已年滿27歲，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曾於國內就讀知名大學，且曾旅居歐洲4年，案發時係在職場工作中，依其學經歷及社會歷練，在遭遇不符己意，強令屈從之涉及性自主之事，甚且就可能涉及對自己性侵害之違法事件之發生，自應有一般健全通常人之認知及反應…」「…既處於可以自由活動之環境下，未採取任何積極作為…其事後之反應，與一般遭到性侵害者之反應迥然有別…」
小云無奈地說：「我一開始就覺得他被關多久、判多少，都沒有差，因為沒有辦法改變那個事情，我那時就跟律師說已經盡力了。」決定提告後的3個月間，她不斷重述那晚的經歷，除了委任律師、警詢、檢察官偵訊都要說一遍外，還需知會社工、精神科醫師、諮商師，過程令她疲憊不堪，「司法制度很難做到empower（賦權；幫助）當事人。另外，處理這些事情都在平日，需要請假，事後一定會被影響，開完庭那天心情就會比較低落，接下來那個禮拜可能都會想那天的對話，是辛苦跟漫長的過程。」
司法程序結束了，但再議駁回書狀上的文字卻成為小云新的惡夢。「我從加害人那邊沒有得到『為什麼』，剩下就只有往自己身上找理由，再來就是司法，不起訴書上白紙黑字的理由，但他們覺得我沒有反抗…」書狀上對於她個人的評論，似乎也已經超過事實認定的範圍，「原來這些標籤會被這樣詮釋，但我又沒辦法改變，不能說我不要當27歲了、不要從這個大學畢業了，自我的一部分變成他們決定的理由，讓我的自我感覺更差，不管是自我懷疑、自我厭棄。」
第一次見面訪談當天，小云一直低著頭，盯著餐具和桌面回答問題。如今她已經接受司法上的結果，試圖過回「正常」的生活，「如果今天我的痛苦要被比較的話，我覺得最創傷當然是事件本身，同一等級的其實是生活上的那個斷裂，我意識到我的人生分成兩半，一個before、一個after，我有些能力就是不見了，被剝奪了。」
事發後，小云依舊從事當初那個讓她起心動念回台灣、可以貢獻自身所學的工作，但時常，她想遠離這一切，「我今天下班才又想一次，想去餐廳打工、想當保母、想當老師，跟現在的生活圈工作切斷，去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躲起來，」她的頭始終沒有抬起來，語氣令人心痛，「發生這件事情不代表這個人就是髒掉，但我很明確知道我這個人變了、不一樣了，我還不知道我對這個新的自己有什麼感覺，是討厭這個人嗎？或是有什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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