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 Day「週三青年日」6日舉辦司改系列座談，探討台灣國民法官制度的前景。（圖／記者陳弘修翻攝，下同）
記者陳弘修／台北報導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胡博硯6日表示，國民法官制度已經上路，近日台北地方法院已經有判決出現，台中第一件案件也即將宣判，司法需要民主化，然而此制度能否真正達到民主化的目的，抑或是僅僅是名義上的司法改革？制度如何走得更好、持續完善，是相當值得關注與討論的議題。
由台灣公共策益、台灣智庫、台灣公民人權聯盟、台灣青年法律人協會、台灣青年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勵志協會、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及US Taiwan Watch美國台灣觀測站等單位，共同舉辦的Y’s Day「週三青年日」，6日舉辦司改系列座談，主題為「不爽你來判！？台灣國民法官制度的前景」。
這場座談由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胡博硯擔任主持人，邀請的學者專家來賓，包括身兼台灣公共策益召集人的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立委邱顯智﹑台灣公民人權聯盟專職律師許幼林、北檢檢察官高光萱、司法院刑事廳調辦事法官文家倩、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黃鼎軒。
與談結束後，學者專家與來賓也和青年們也針對「若適用案件放寬後，司法量能是否能夠負擔」、「律師在國民法官審判中扮演的角色」、「醫療訴訟案件是否會納入特定職業背景如醫師」，以及「國民法官若意見分歧將如何影響判決」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與分析。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胡博硯。（圖中）
▲立委邱顯智。（圖中）
立委邱顯智以立法歷程說明國民法官的制度問題，他表示，國民法官法的通過施行，屬於我國審判制度的重大變革，也就是人民參與審判。然而，此制度與德、法等歐陸國家之參審制不同，與英、美陪審制相距更遠，按照司法院的說法，是參採日本裁判員制度，但我國限制更加嚴格，要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才能適用，還有許多排除條款，因此，實際上能夠適用之案件甚少。台灣每年刑事案件大約有 20 萬，而現今的版本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才適用，等於縮小範圍，每年剩下約600件，這其實與原初的構想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也有立委提出質疑，國民法官上路到底是要人民參與審判，還是不讓人民參與審判？
邱顯智也指出，另一個國民法官備受爭議的問題是權威效應，相對於素人，法官有非常豐富的審判經驗，而法官在國民法官案件中仍有太多機會能夠主導審判，很難防止素人的判斷受到法官的權威效應影響，這是需要留心的隱憂之一。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專職律師許幼林指出，國民法官案件只需三分之二多數決就可以將被告定罪，但符合多數人期待不代表就是正義。國民法官最有爭議的問題在於量刑，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其最重要的角色在於定罪，至於後續相當技術性的量刑問題則是交給專業的法官，台灣律師沒有調查權，律師須向檢察官聲請卷證開示，檢察官有主導、決定權，也加深了檢辯資訊不對等、武器不對等的問題。
▲律師許幼林。
北檢檢察官高光萱以我國為何採用參審制度為例進行說明時提到，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在國際上已行之有年，韓國、日本早在民國97、98年間即分別仿效英美的陪審制與德國的參審制，制定人民參與審判制度，讓司法權也能民主化，這是民主國家的必經之路。至於選擇陪審制或參審制，考量的面向多有不同，以美國為例的陪審制奠基於美國人對於公權力的抗衡，著重在制衡貪腐、落實無罪推定，而參審制更重視使司法判決更能反映人民的法感情，而最後通過的「國民法官法」採取了後者。
▲北簡檢察官高光萱。（圖中）
高光萱也以煮菜為比喻指出，為了促成立法目的的達成，各地檢署致力提升精緻偵查與敘事能力，經過細緻地備料才會呈現給國民法官，方能在短湊的審理期日讓國民法官能充分理解所有細節，建構最完整詳細的被告態樣與犯罪脈絡，畢竟依照證據做出不後悔的決定是檢察官最在乎的事，或許個案審理結果與部分國人期待不符，但在司法民主化的路上，法官們也正嘗試拉近專業語言與民眾的距離，過程中的試誤與批評，都是讓制度能更兼顧人權與民主的燈塔。
司法院刑事廳調辦事法官文家倩在分享自身心路歷程時表示，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時對於陪審制度頗有疑慮，回到台灣後至院方服務，碰巧在 107 年參與模擬法庭擔任受命法官，當時的草案與最終通過的版本已經相當接近。
文家倩說，她後來也發現外界對於法官的不信任多半來自於不瞭解，在參與模擬法庭時，感受到人民的視角確實能補足法官的考量，比如當時的案件有關長期照護的罪刑，而年輕的法官可能因為沒有家庭照護的經驗而忽略一些重要的考量點。同時，國民法官也分享心得，真正參與後就能了解箇中難處，也能同理法官工作的不易。
▲司法院刑事廳調辦事法官文家倩。（圖中）
文家倩強調，量刑是相當複雜的學問，需要了解被告的生命脈絡與歷程，純法律人其實較不擅長，因此，過去訴訟沒有什麼量刑因子呈現其中，其實相當扁平。而國民法官案件中，檢方或律師須形塑完整的故事去呈現生命歷程，這些因子在國民法官的案件當中都會鮮活立體起來，也讓量刑能夠更加符合個案的狀況。有別於職業法官較著重事實與證據的關係，國民法官更關注於「人的故事」，透過生活經驗及同理心的運用，在裁判中彰顯出人民的法律感情，提升裁判透明度與司法公信力。從扁平變成立體、從冰冷的卷宗成為活生生的人，這是國民法官最珍貴的地方。
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黃鼎軒在分享日本經驗時表示，日本裁判員制度與我國國民法官制度的異同。首先是準備程序的差異，日本的審判常因為中間的準備程序繁複而使日程相當長，其過程也不公開，而台灣的的準備程序是公開的，人民有機會參與法庭看見檢察官準備證據的過程，台灣的國民法官走的比日本活潑，他也觀察到日本的裁判員在法庭中提問意願較低，而台灣的國民法官都很積極的去互動跟參與，認為在實務運作上台灣走得比日本更勝一籌。
▲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黃鼎軒。（圖中）
對於此次座談的主題，台灣公共策益召集人、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也表示，台灣公共策益作為一群學者共同成立的知識平台，有責任與青年朋友分享應該重視的國家課題，因此今天「週三青年日」邀請到檢審辯學與公民團體一同討論「國民法官制度」。董思齊指出，如果人民的司法信賴度持續低迷，將會影響到對整個政治共同體的信任，我們應該進一步探究，「國民法官制度」是否真的能夠如同立法理由所言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情感。
董思齊說，台灣曾經嘗試試行觀審制，但在民間團體的反彈聲浪下告吹，而現在施行的《國民法官法》，號稱融合陪審制及參審制的優點，但依舊引發各界許多爭論。有人深信這樣可以解決恐龍法官專斷獨行的情形，有人則認為人民參與程度還不夠「陪審團」，也有人認為國民法官反而更容易受情感所左右，而無法做出公正客觀的判斷，是否可以解決司法恐龍問題，仍有待觀察。
▲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
董思齊表示，這是一個需要政府及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的司法革新，需要大家一同檢討人民參與審判所引發的新問題。以台灣過去相當成功的民主轉型經驗，相信台灣能夠持續完善司法制度，且廣納青年朋友的參與，打造一個更值得信賴的政治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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