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奧運當下，體育運動的魅力，當然無遠弗屆。高爾夫巨星老虎伍茲（Tiger Woods）說，以前一百個白人跟追黑人，我們說這是3K黨，今天其實是跟著他逐洞追星的球迷們。愛國主義盛行，人人幫自己同胞加油打氣，區分我者他者，納入與排除，其實人之常情，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一書的第二版中，在最後加了一段增補告白，以世界盃足球賽為例，說民族主義即便是塑造而形成的意識形態，但不代表它的某些表徵與要素不存在啊，特別是來自於某種天性與情感的產物，運動賽事，正是其例。
沒有媒體 沒運動熱
系統理論大師魯曼（Niklas Luhmann）觀察社會抗議運動，曾說，如果沒有媒體報導，社會抗議彷彿不曾發生一樣。某個程度，奧運掀起的全台熱潮，相去不遠：如果沒有媒體轉播報導，特別是鮮明的、如同親臨現場般的觀看（viewing），對台灣人而言，奧運彷彿不曾舉辦，激昂的競技過程，彷彿未真正發生。運動社會學向來認為，今日蓬勃的運動全球化，取決於兩個條件：全世界一致的、大家都接受的運動規則，勝負清楚，無可辯論，以及公眾的觀看，在當代，沒有藉由媒體中介的「外來觀眾之觀看」，進而形成某種公共性，運動之普世化無從發生，那些迷們粉絲們的激情，也會銷聲匿跡。體育運動，之於台灣的公共生活，如果沒有媒體的轉介與播送，不知是何意涵？
▲ 運動社會學向來認為，今日蓬勃的運動全球化，取決於兩個條件：全世界一致的、大家都接受的運動規則。（圖／路透）
大家當然可以討論，說林昀儒在2020東京奧運第6局的不知第幾個賽末點，為何蔣澎龍教練要喊暫停？這是我們一般凡人的樂趣，就像德國名教練柯貝爾（Karl-Heinz Körbel）的名言，其實吾人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試圖在教練身上找出責任，但其實無妨，無傷大雅，找出某種代罪羔羊，見怪不怪。
但說穿了，台灣社會突然冒出這麼多運動迷、奧運粉絲，某個程度是拜媒體之賜，不僅是傳統文字電子媒體，還包括人人帶機上陣的自媒體，交互作用，好不熱鬧。以3年前的2020東京奧運為例，永不甘寂寞的富商要求金牌該索拿一億（當然是從國庫而非郭庫），藝人說到帝寶來享受尊榮全席吧，財經網紅微怒評說羽球怎麼會這樣打呢，台灣運動世界激情喧鬧，彷彿為奧運而活，無奈是個典型炒作下的熱潮假象、至少不是全貌。
運動作為當代特殊的文化現象，並沒有真正貫穿入台灣人的社會生活，至少沒有像奧運期間看來如此，其實相距甚遠。這是個一頭熱的類蛋塔風潮，人人朗朗上口，熱情洋溢，卻未必知曉體育運動對個人與公眾之意義，在單純刷存在感、務必趕上當前話題之外。有位藝人說：我一日運動迷我驕傲，如果沒有我們一日運動迷，哪來的政府與社會支持體育？絕無詆毀一日運動迷的意思，一日運動迷沒有什麼不對或不好，然而，就社會常態而健康的運動發展而言，一日運動迷真的發揮不了什麼作用。每四年一次的奧運會、交錯也每四年來一回的世足賽，台灣人的短期高度激昂與熱情、加上結束後瞬間快速的冷卻，在在證明這一點。至於來胡鬧的一日來亂運動迷，既為項莊舞劍，那就只好去瞧瞧誰是沛公惹。
▲ 運動作為當代特殊的文化現象，並沒有真正貫穿入台灣人的社會生活，至少沒有像奧運期間看來如此，其實相距甚遠。（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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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類型的運動迷
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教授Jason Brennan，在他2016年的著作中，Against Democracy（反民主），把民主時代的公民，分為三種人：第一類叫Hobbits，可愛的哈比人，這類人通常對政治無感，也沒有什麼理解，對於大多數的政治問題，他們沒有清楚的見解，事實上，因為無感，所以通常也沒有答案，覺得還是過自己的日子重要。一般而言，他們無視於當前的政治事件與發展，也不具備起碼的素養與資訊去判斷，對於自己國家的歷史，這類人通常只有非常粗略的認識，也盡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督促自己少碰政治為妙。
第二類人，在Brennan教授口中，稱之為Hooligans，流氓，他們是政治領域中狂熱的運動迷，形同歐洲常見的足球流氓。他們通常有非常根深柢固且不會動搖的政治態度，有能力侃侃而談自己的看法，但卻不清楚或根本不知道有其他不同的見解。流氓們不忘帶有成見的接收資訊，而且只相信符合他們成見的那些東西，如果不是，他們會選擇忽視或指控一定別有用心，一定是假訊息，必然來自1450。這類人對自己充滿自信，自豪於自己的知識與理解能力，事實上，他們的政治態度就是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對於意見不同的他者，流氓們通常認為這些傢伙不是蠢、壞、就必然是自私自利，或根本無知的被誤導。
▲ 在Brennan教授口中，「流氓」的政治態度就是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對於意見不同的他者，流氓們通常認為這些傢伙不是蠢、壞、就必然是自私自利，或根本無知的被誤導。（示意圖／取自stocksnap）
第三類人，Vulkanier，星際爭霸戰中的瓦肯人，他們理性且專業地思考社會事務，只相信經過證實的事情，也會試圖從社會科學或哲學去論證自己的見解。瓦肯人有能力去對話不同看法的人，即便改變不了他們，也會讓對方理解不同的觀點。這類人對政治有興趣，但通常沒有特別的熱情，以便讓自己沒有成見地、理性地去看待世界，也不會把不同看法的人，認為是蠢、壞或自私。
有趣的是，如果把Brennan教授說的「政治」，置換為這裡的「體育運動」呢？平日的台灣多數人，其實是可愛的哈比人，對於社會周遭的運動發展無感，少有關心，運動向來不是生活中的重要事務，亦非日常關注的資訊焦點，他們可能熱衷於每日賴來賴去健康訊息、如何養生與成就賺錢人生，但運動何干。深怕家中孩子沈迷其中，耽誤美好前程，將有興趣從事正規運動訓練的子女，斥之為那是不會唸書或家庭辛苦的孩子才該去的，平日之興趣、休閒、認同，多與運動賽事無關，綜藝型的政治或演藝事業與人物，反而多吸引其關注與投入。
▲ 台灣許多家長將有興趣從事正規運動訓練的子女，視為是不會唸書或家庭辛苦的孩子。（示意圖／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大會提供）
一旦有奧運或世足賽的激情場合，不少人會跟風、熱情洋溢地跟著「運動消費」（sport consumption），形同另一種政治娛樂或政治消費主義，弔詭的是，消費的往往不是運動競技本身，而是消費由其所激發的某些延伸：帥，酷，鮮肉或美女，英雄英雌形象，感人肺腑的過往陳事，人生勵志，或甚至國族民族主義。
台灣沒有運動流氓 卻也少了真正的激情
還好，台灣的運動場域，並沒有出現所謂流氓。就以Hooligans、足球流氓這個原生字來說，在歷史發展中，它指的是「多數為年輕男性所組成之，通常在足球比賽或其他重大運動賽事的脈絡下，與敵對的團體或與包括警察在內的安全人員，進行鬥毆與廝打之群體，這些群體可能是隨機組成，亦可能為事先約定或甚至來自於持續存在的組織，他們常以所謂蹂躪破壞主義自持（所謂Vandalism），以暴力攻擊第三人、強調激動與驚恐，自視其行為，叫做兇悍男人們間的決戰」。
Holligans的出現甚早，也不是在足球場上才看得到，其他像冰上曲棍球、橄欖球、美式足球、板球等競技場上，時有所聞。足球流氓當然不好，弔詭的是，如果沒有深入社會生活的競技運動，其實不會有流氓們的誕生，也同樣不易滋生極端足球迷（Ultras）：與目的在於挑釁鬥毆的足球流氓不同，Ultras之目的在於看球、為自己心儀的球隊加油，死忠是其特徵，通常是有組織的群體行動，台灣除了中華職棒以外，大概不見這種Ultras身影。
▲ 如果沒有深入社會生活的競技運動，其實不會有流氓們的誕生，也同樣不易滋生極端足球迷。（圖／達志影像／美聯社提供）
上屆的東京奧運期間，台灣沒有這種Hooligans或Ultras運動迷，以後也應該不會有。沒有定義下的流氓，或許可以慶幸，但一方面，這同時反映社會對運動賽事的普遍冷漠，它不會真的引起激情，另一方面，如果濫用競技運動舞台，只是在遂行極端式的納我排他，非我族類，仇視及語言霸凌支持運動對手的他人，宣洩戰狼作風，那就真的等而下之了，沒有真的足球身影之足球流氓。
奧林匹克主義，無異國際關係中的理想主義（Idealism），學者David Kanin說，運動競技，是國際關係中理應最邊緣但最公開的形式，弔詭的，在黑白分明的過程中，往往能提供最完美的答案。完美的，應該是更快、更高、更強 （Citius，Altius，Fortius），而不是那些運動流氓出口成章的，淪落為更狠、更兇、更絕。邦喬飛（Bon Jovi）1986年的名曲，You Give Love a Bad Name，一些運動流氓們，即便只是藉由言語文字，透過網路與平台，也Give Sport a Bad Name。
運動迷，其實可以是瓦肯人：我們可以開始學習，認識運動競技對於人生的意義，學習運動技能而享受其樂趣，更重要的，視之為生活的一部分，社會溝通的重要形式。誠然，沒有人參加運動賽事，意不在爭勝奪牌，競爭，個人不清楚是否為資本主義下的天性──早期運動社會學者總喜歡拿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述說為奧林匹克主義的思想緣起，但爭勝得利，至少是人性所趨，無可厚非。
▲ 奧運成績亮眼，不代表這個國家社會運動發展得好。圖為2020東京奧運期間，韓國射箭男團選手吳真赫邀金銀銅3隊一起自拍 。（圖／路透）
然而，奧運成績亮眼，不代表這個國家社會運動發展得好，同理，沒牌可拿，也不意味運動推展失敗，運動生活無關緊要，兩者不能劃上等號。1960年羅馬奧運，法國得牌掛零，在巴黎，國會要求專案報告，媒體呼籲政府要組織專責調查委員會，名目叫做Affaire Olympique，奧運慘案，在今日，徒為陳年笑談，斷不能認真以對。
在歐陸，因19世紀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發展，近代配合工廠而生的新興都市化，「周日期間讓工人階級得以運動養身、維持再生產」，成為工廠主重要任務。與工廠聚落息息相關、緊密與工人住居地緊密結合的運動俱樂部，油然而生，在地，直接與社區、地方相繫，產生認同，開始成為生活的重要部分。
深入鄰里社區的運動俱樂部才是關鍵
時至今日，歐洲人從小就加入旁邊的運動俱樂部，學校體育並不重要，每日早早下課到俱樂部體驗、學習與訓練各式運動項目，進而參加競技，成為每個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成分。當然，人各有志，興趣與能力各殊，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入高強度的頂尖競技，事實上也不需要。奧地利的自由車金牌不是在辛苦訓練之餘，還跑去研究一下數學，而是在本業數學以外，同時踐行生活中一樣重要的運動啊！透過如此結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能與體育運動交集，國際競技成績？說不重要，其實會自然而生，身為運動迷？不如先成為運動領域的行動者吧！
▲ 在2020東京奧運奪金的奧地利自由車選手Kiesenhofer本業是數學博士，在洛桑大學服務，騎自由車目前只是她的興趣。（圖／路透）
以德國足球為例，2021年中統計，共有706萬人登記為會員，在全國2萬4301家有足球項目的運動俱樂部中，共組織12萬8782支各級球隊，共4萬4821位裁判參與執法，4862位教練及數不清的訓練員（Übungsleiter），整年度預計有超過44萬4千場比賽。理解其中的意涵嗎？每10個德國人，就有接近一人，直接參與足球競技，可以想像如何捲動社會對於運動的投入與關注。
這還僅是足球而已，德國前幾名的運動項目，游泳、網球、田徑、體操、手球，都有數十萬至數百萬的人參加訓練與競技，也許多數人表現得不怎麼樣，但，這就是運動之於社會生活的意義。沒有成績，不能為鄉里或國家爭光，沒有拿獎牌獎座來與仕紳高層合影，不會有獎金與奧援，運動推展就沒有意義？平日安忍寂寞，只待一日揚眉吐氣，成為台灣之光？雖然感人，但其實隱藏結構性的問題。
台灣政府部門該做的，就是試圖建置類似的結構，不再讓競技運動繼續小眾，只能聚焦於少數「有希望」、「有機會奪牌」、「可以拉入黃金計畫」的頂尖者，而是擴大基盤，讓運動走入國民生活，不是只讓「運動畫面走入國民意識」之中，別再一根木棒，而是真正金字塔的競技體系。然而，真正關鍵，還是在社會，還是在於人們。 沒有讓運動滲入每個人的生活領域，作為重要媒介，就不會有意識與文化產生，那麼，我們就只能每四年、每幾年共同發作一次，只停留在媒體牽引下的運動消費、消費運動。該拿一日奧運迷、短期運動迷怎麼辦？也許，奧運結束後，劇力萬鈞的競技運動從電視螢幕消退後，才是考驗的開始。
▲ 奧運結束後，劇力萬鈞的競技運動從電視螢幕消退後，才是考驗的開始。（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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