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蔡慶樺
八十四歲的艾爾本（Eva Erben）說，當年她被解送到集中營時才十一歲，她與家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集中營的作用，她以為只是暫時的棲身處。
但是，她自己的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著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筋疲力盡抱著年幼的她，與她告別：「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我現在必須離開妳了。」
她看著母親死亡。她在集中營裡看到越來越多不可理解的荒謬與殘忍，終於知道，這不是暫時的家，而是最後的終點。
她講述她因為被分到兩隻左腳鞋子想更換而被警衛用槍托打落牙齒，她見到許多母親的嬰兒被強制奪走，她見到地上滿佈嬰屍，她見到失去嬰兒的母親精神失常、抱著不存在的寶寶唱搖籃曲，最後投身在電網自殺……。
這段記憶太過殘酷，她必須等到終戰幾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後，才有辦法敘說。
而九十三歲的弗麗德蘭德（Margot Friedländer）則說，納粹掌權時她們全家必須逃亡，她甚至染髮、動了整形手術，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猶太人。
※下方照片恐引人不適，請斟酌觀看※
▲納粹集中營裡許多事既荒謬又殘忍。（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全家後來還是被抓到，分別被解送到不同集中營，她則孤單地躲藏、流浪於街頭。戰後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營中死亡，「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後來她移居美國，近九十歲時才終於回到這個如此殘酷對待她的故鄉──柏林定居。
當她決定返回德國時，親友們無法理解，懷疑她如何能回到這個殺害她全家的「充滿惡人的國度」。
她對著鏡頭說：「其實，我在德國受到溫暖歡迎，很多人也對我的返鄉表示感激。現在的德國人，已經是大屠殺的第三代、第四代，他們與那一代犯下的罪行無關，我有什麼資格審判他們呢？」這是充滿諒解的姿態。
但是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應她的和解與原諒？姚赫指出，民調顯示，今日三十歲以下的德國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願意談論集中營的問題，「對此，妳感到憤怒嗎？」
兩位倖存者回答：我們只能遞出我們的手，只能向這些不願意談論的人見證，希望他們也能成為見證者，因為我們能成為見證者的時間，來日無多了。艾爾本並說，見證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今日還是會一再發生。
節目最後，姚赫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Elie Wiesel）──也是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話總結：「每一個傾聽見證者之證詞的人，自身也是見證者。」
這一集節目讓整個德國社會動容。《明鏡週刊》（Der Spiegel）評論，艾爾本與弗麗德蘭德說出了那「不可敘說之物」，當年的納粹要讓那些異己者沉默，而不斷敘說那些難以敘述的邪惡，也許正是一種反抗技術：你無法強迫我成為你要的樣子。這個夜晚談論記憶如何作為抵抗的武器，如此觸動人心。
延伸閱讀：
希特勒的孩子：和平依然遙遠，荒謬何時結束？
他差點被送進毒氣室，卻仍一生為德國文化奉獻……
三個男孩與一間被遺忘的集中營
＊本文摘錄自《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電子書)》
作者：蔡慶樺
本文由 獨立評論 授權轉載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