檸檬小編這樣說
當一個家庭裡，有一人患了精神疾病，
打擊已不足以形容，應是「重擊」。
體諒兩字看似容易，做到一輩子體諒，很難……
文／任依島
繪／約拿單
「她生病了，這個家也跟著毀了，這個家毀了……」
這是我從事社區關懷訪視工作以來，聽到最令人心碎的一句話。
惠琪爸爸在我第一次家訪時，臉上帶著哀傷的表情，幽幽地說出這句話，早已忘記那時的情境，是我問了什麼問題，還是我們談到什麼主題？
也許都不是，在實務工作現場，個案或家屬有時會很自然地對我吐露內心深藏的聲音。這些聲音長期以來缺乏適當管道迸發，因此有的就像惠琪爸爸那樣，說者的口吻平淡，但對聽者來說，那力道卻如地底流動的岩漿，在火山口噴發的瞬間，化為一道道強力火束，衝破山壁，直奔天際。
惠琪爸爸會有這份感嘆，是因為家人為了照顧惠琪，付出很多心力。
惠琪三十來歲的姊姊妹妹都未婚，一部分是為了協助父親分擔照顧的壓力，另一部分則是擔心自己也帶有這個疾病的遺傳因子，不知何時會發病，或若結婚生子，後代會罹患此病。
精神病人不管是初發病，或是長期帶病生活，對每個家庭的影響都不同，尤其是社關員最常接觸的重鬱症、思覺失調症與躁鬱症，即便病情輕重程度相似，但家中只要有一個人生病，對整個家庭造成的往往不只是衝擊，而是重擊。
精神疾病專業工作者常用一套分類、簡明的衛教知識，來呈現可能對家庭的影響，但是從社區實務工作經驗中，我發現若想理解精神疾病對家庭的影響，必須從不同家人所處的位置、角色、性別、經濟能力、關係等視角來觀看，才有可能獲得清晰的全貌。
以上述個案為例，惠琪爸爸認為家毀了，想必是身為爸爸的這個角色，讓他心疼兩個女兒情繫家庭，為了照顧惠琪，人生受到羈絆，無法結婚、擁有自己的家庭與小孩，只能留在原生家庭。
覺得家人被困住是家屬常見的心情，但也有另一種心情是留不住家人的無奈。
我還記得義仁媽媽每每談及離家女兒時，總是忍不住流下淚水，眼神緊鎖著難以對人開啟的心牢。義仁媽媽離婚後，靠著在菜市場賣魚維生，生意的收入大半都用在房租，她一個人含辛茹苦地將兒女拉拔成人，沒想到義仁在當兵期間染上毒品，加上在軍中疑似被霸凌，最後因幻覺、妄想等精神病症狀被判退役。
返家後，義仁不認為自己生病，拒絕就醫，被害妄想症狀明顯，疑東疑西，且對妹妹與媽媽時常亂吼亂罵。這樣的狀況持續了兩、三年，有一天妹妹再也受不了，也無法諒解媽媽為何不帶哥哥去看醫生，毅然決然搬離家中，不讓媽媽知道她的住處及聯絡方式。
面對女兒的不諒解，媽媽其實百般無助，這麼多年來，她何嘗不想帶兒子就醫，但是好說歹說，義仁就是不願意。
直到有一次，兒子對她的口語暴力演變為肢體攻擊，警察將其強制送醫，才順利住院治療。可惜，療程尚未結束，義仁出現皮膚病，媽媽不捨，遂接回家中照顧。
回家後，義仁仍不願服藥，也不願返診，住院未獲完全緩解的被害妄想症狀，再次於家中激烈上演。媽媽雖曾鼓勵他去工作，但義仁不願謀職，要買菸的時候就跟媽媽要錢，媽媽拿不出錢來，義仁就毆打或威脅她，惡夢般的生活，三天兩頭就重演一遍。
女兒離家後，義仁媽媽失去唯一家人的支持，也不敢跟鄰居打招呼或往來，深怕他們知道義仁的狀況之後，會不讓他們在此居住。
可以說義仁媽媽做完生意，一回到家，形同被社會隔絕的囚徒，她必須獨自面對義仁隨時可能的暴力行為，在心驚膽跳的焦慮與恐懼之中過活。
即使後來通報家暴中心，有了社工協助，這個困局也無法解開，因為義仁媽媽不忍逼迫兒子離家，使得保護令的功能無從落實。義仁也攻擊過前來處理的消防救護人員，而被判刑坐監數個月。
出獄後，他的狀況仍未改善，依然以粗暴的言行，向母親要錢。義仁媽媽在長年的折磨下，早已疲累不堪，才會在我訪視關懷期間，屢屢落下由無助轉為無望的淚水。
後來我申請精神科醫師、居家護理師到宅鑑定，並鼓勵與勸說義仁就診，但他依然覺得沒有生病、不需要就醫。但可能因為精神科醫師進到家裡，義仁也許畏懼會再次被送進醫院，加上媽媽請朋友幫他找到工地的工作，自己可以賺錢花用，因此暴力行為收斂許多，義仁媽媽疲累的身心，才暫時得以舒緩。但女兒依然久久才來一通電話。
自義仁服役時發病、到停役後不願就醫與服藥，個人的精神失序，干擾了家庭原有的秩序，繼之對媽媽粗言暴行，義仁家的裂痕不停加深。最後，妹妹受不了哥哥精神與行為的混亂而離去，讓近乎傾倒的家，隨著磚瓦的大片崩落，更加瀕危。
＊本文摘錄自《屋簷下的交會：當社區關懷訪視員走進精神失序者的家》
作者：任依島
繪者：約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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