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神奇海獅
圖｜維基百科CC BY-SA 3.0 授權圖片
1926 年底，約瑟夫・戈培爾來到柏林，準備發展納粹黨務。
他的任務非常艱巨。除了莫斯科，當時的柏林是全歐洲最左的城市。在這個總共 5 百萬人口的大城裡，納粹差不多只有一千多名黨員，而黨部內更是一團災難。戈培爾一打開門，裡面污濁的菸味便立刻撲面而來。
在昏黃燈光照射的前廳裡，失業的納粹黨員正在閒聊打發時間；他檢查了黨部的財務狀況，驚訝地發現這裡竟只有一個自稱業務經理的傢伙，憑著自己的記憶在帳本上記載金額進出的數目。
戈培爾鐵了心，立刻開除了將近一半的遊手好閒份子。最後他對剩下的 600 名納粹黨員發表演講，宣告：現在納粹黨的首要任務，就是不管用什麼方法，都要拆除「沒沒無聞」這堵牆！
「他們可以污辱我們，誹謗我們，但必須使他們議論我們，」最後，戈培爾說道：「今天我們只有 600 人，不出 6 年，我們將有 60 萬人！」
▲約瑟夫・戈培爾博士。是說這個穿搭真的不行啊。（圖／取自德文版維基百科「JosephGoebbels」條目）
拆除無名之牆
事實上，戈培爾的確是個宣傳的人才。當時的柏林黨部財政非常困難，以至於要花錢的報刊廣告、郵寄傳單直接被排除在選項外。戈培爾知道，為了達到拆掉「無名之牆」的目標，他們需要一些特別的方式來吸引民眾的注意……。
一個月後，戈培爾便宣布將在柏林共產黨心臟地區的法盧斯──塞勒大廳（Pharus Säle Hall）舉辦集會，並且要求每個納粹黨員手執旗幟、列隊前往演講廳。共產黨很快就被這種直搗老巢的挑釁激怒了，威脅他們：如果膽敢舉行這次集會，就會給予他們「熱烈的歡迎」，熱烈到他們再也不敢回去！
納粹黨對威脅置之不理。在宣布集會開始後，共產黨的搗亂者立刻就來鬧場了。現場的納粹衝鋒隊員見狀，立刻就抄起桌上的玻璃水瓶用力砸過去。一時間啤酒杯、玻璃瓶，以及各種形形色色的鐵製品，在大廳各處猛烈碰撞，納粹黨員、共產黨員，彼此之間廝殺得難分難解。而戈培爾一直在一旁，冷靜的看著這一切。
事實上，一切都在戈培爾的計畫中。
流血衝突絕對是吸引注意最好的場景。等到衝突結束後，戈培爾立刻下令把那些受傷的納粹衝鋒隊員抬上講臺，讓人們仔細看看他們血淋淋的傷口，聽聽他們的痛苦呻吟。
接著，戈培爾向群眾發表了一篇預先準備好、名為《無名衝鋒隊員》的演講。這種場景引發的情感極度震撼人心，也引起了普遍的同情。在這場衝突之後的 3 天內，納粹黨就收到 2,600 份入黨申請書。
納粹黨禁令與政治漫畫
從那之後，納粹黨製造的衝突事件便接連發生，他們引發的動盪逼迫柏林市警局做出反應。1927 年下半年，一名叫做伯納德・韋斯（Bernhard Weiß）的警局副總長，便下令關閉在柏林的納粹黨支部，並逮捕其 500 名成員。
▲伯納德・韋斯。（圖／取自德文版維基百科「BernhardWeiß」條目）
戈培爾氣炸了。面臨被禁止公開演講的新情勢，他決定另外開創一種反擊的手法：創辦了一份新的報紙──《進攻報》（Der Angriff）。報中的一大亮點，就是政治漫畫，而韋斯就成為這份報紙最早的打擊對象。
雖然事實上，韋斯這個人很難有什麼能被攻擊的弱點：他出身良好、受過律師訓練、在戰場上拿過勳章（相比，戈培爾從未上過戰場），甚至在進入柏林警隊之後利用顯微鏡、測謊機與血液鑑定等技術，創建第一個犯罪實驗室。但是這一切對戈培爾都不重要，在他眼中，韋斯有一個最致命的弱點：他是猶太人。
而且好死不死的，韋斯不但是猶太人，而且長得完全就是當時刻板印象中猶太人的樣子──矮小、戴眼鏡、大鼻子。《進攻報》立刻抓住了韋斯的外貌特徵，對他的猶太人身份極盡嘲諷之能事：報紙用典型的猶太人名字「伊希多爾」（Isidore）來稱呼他，並且在漫畫中，將韋斯形容成猴子、蛇和驢子。一張漫畫甚至描述韋斯用吊死的納粹黨員，來裝飾他的聖誕樹。
▲諷刺韋斯用吊死的納粹黨員裝飾聖誕樹的漫畫（圖／取自Joseph Goebbels, Das BuchIsidor, München: Franz Eher, 1931, p.40）
此外，報紙還利用韋斯的名字「伯納德」，嘲弄整個柏林市警局是「聖伯納犬」，而整個威瑪共和國被他們稱為「猶太共和國」。和今日十分相似的是，他們也利用了民主自由的弱點，大力抨擊民主制度：「這些號稱民主自由的國家，現在去開始訴諸違法和專制的行為。他們違背自己所宣稱的民主信念，禁止我們的黨……。」
宣傳的可怕力量
這種宣傳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幾年之內，幾乎人人都以為伊希多爾是韋斯真正的名字。被抨擊的韋斯自然也就做出了文明人遇到這種事的典型反應：將誹謗者告上法庭。
事實上韋斯和戈培爾的法庭戰還不只一次，一直到納粹掌權以前，韋斯總共控告過戈培爾不下四十次。不過這些控告到了戈培爾手中，卻又成了另一種宣傳的手段。有一次，報紙刊登了一則政治漫畫，在漫畫中一頭長著韋斯的臉的驢子，正趴在冰凍的湖面上。下面則寫上了一行字：「伊希多爾如履薄冰」。
韋斯當然二話不說，再次把戈培爾一狀告上法庭。但是戈培爾卻辯解，這只是一幅插畫而已。
法官看了插畫，便說道：「但是很明顯，驢子上就是韋斯博士的臉。」
而在下一期的《進攻報》頭條，便寫著：「法官認證：驢子上長著韋斯博士的臉！」
兩人的對抗就這樣持續到整個威瑪共和末期，但是到最後，戈培爾終究還是獲得了勝利。1933 年納粹黨掌權的前夕，韋斯便逃到英國了。
從那之後，掌握國家機器的納粹宣傳部門更是如虎添翼，除了一般的漫畫與海報，他們更藉由當時的兩樣嶄新媒介：電影與收音機，將這世界簡單的劃分成「純潔／不純」、「完美／低劣」的兩個世界。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則被戲謔式的刻畫成種種的刻板成見與歧視，最終也將德國推進種族主義的狂潮中。
也許，在這個充斥各種簡化的媒介中保持獨立的思辨，就是我們這時代最艱鉅的一項任務吧。
※本文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原收錄於2018年1月發行《觀‧臺灣》43期「紙上宣傳戰」，原文「煽動人民、扭曲事實、編造謊言──導致納粹崛起的政治漫畫與假新聞」。
